【资料】民国时期的佛教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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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学者张曼涛，就是根据此一大乘佛教的精神，赞扬太虚法师是中国近两千年来的佛教史上，真正表现世出世入之大乘精神的第一人：

大师出于真正佛陀之菩萨心怀，握本执圭，安民安法，故其虽遭遇教内短见之士之反对，却仍然秉着虽万人吾往矣之精神，发表其僧侣参政之论。此在整个大师的思想中，固非一最重要之处，但我们从中国佛教传统的形式以观，则不得不惊奇此乃跃足千波，截断众流之见。由一向隐遁山林寺院之僧，一脚便倡踏入最烦人恼心的民主议会之堂，此设非有其卓越古今之思，真发菩提心者，曷能语此。〔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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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顺法师面对这一篇赞扬太虚的文章，唯恐‘僧伽参政’被当作是否入世、是否大乘精神的唯一判准，遂撰一长文予以批评，还提醒：“人间一切正行，都可以利益众生，都是菩萨事业，都是摄化道场，都是成佛因行。菩萨利济众生，可以从政而不一定要从政。”〔18〕印顺法师的借题发挥，或可使道理更圆融透辟，但张曼涛既已指出僧伽参政之论在整个大师的思想中“固非一最重要之处”，而且只是“僧众使用菩萨无量法门中的一法之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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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已经说得够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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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央政治学校肃州分校于1935年成立后，商同地方当局借用西街武庙三义庙药王庙旧址，稍加修葺开学上课，后来学生班次增多，教室宿舍不敷分配，须扩充校址，乃呈请酒泉县政府按征用民地手续办理，但酒泉钟楼寺认为其寺产香火地二十余亩于1940年11月被该校“恃强占用”，曾于1941年提起诉讼，经酒泉地方法院、甘肃高等法院第四分院判决所有权归钟楼寺，而1940年12月20日内政部地政司致礼俗司的一份公文指出，有关肃州分校用地归还钟楼寺问题，征收土地兴办学校原则并不违法，但肃州分校“为直接承受中央管辖监督之学术机构”，依土地法第338条规定应由行政院核准，地价之补偿亦应依第377条之规定办理。不过，经法院判决之后该校仍逾限不还，于是1942年9月8日中国佛教会酒高安敦玉金鼎七县市分会乃电请重庆内政部“俯准依法转咨归还或饬由该校在该县市区外照亩另购田地交还，以维产权，并请赔偿损失。”〔21〕本案牵涉政府间（或政党间）争议，寺庙方面且能采取司法途径，惟该校仍逾限不还，可见司法的权威在当时仍隐而不彰；至于中国佛教会该‘七县市分会’请求内政部出面处理，结果如何限于资料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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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负责《海潮音》编务的大醒法师曾说：“我们（太虚）大师的两大慧命事业，一是武昌佛学院，二是《海潮音》月刊。（法）舫法师……既主持母院约近十载，同时他又为本刊主编有三次之多……”〔27〕《海潮音》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反映了太虚法师及其徒众的改革佛教事业，记载了数十年中国佛教的各种动态，自然可以从中看到佛教与政治的若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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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自各地的讯息显示，地方政府与佛教寺院或佛教会互动的情形不一，但觊觎庙产的企图相当普遍。例如1929年安徽省佛教会快邮代电：安庆市政筹备处拟订抽收本市僧道唪经“迷信捐”章程，呈奉省府第94次委员会谈话会议议决照准，定本年12月1日开始征收；省佛教会遂决议一致反对，自12月1日一律停止应赴三日以示消极抵制，一面请愿省府覆议收回成命，一面呈请全国佛教会，转呈国民政府明令制止。〔28〕又如1947年湖北省政府议决酌提庙产收益为教育经费，中佛会认为显与《监督寺庙条例》抵触，请内政部转咨撤销，省政府于10月21日发出公函谓：“自应照办。除分令各县市政府将原经收管之寺庙财产一律发还，并依监督寺庙条例第十条之规定，商得各该寺庙住持僧之同意，将财产收益酌提一部兴办公益慈善事业……”〔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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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1948年浙江定海、镇海县政府根据县参议会之议决，设经忏捐征收所，强迫佛教寺庵缴经忏捐；其实此捐早经中佛会于1930年呈奉国民政府批交行政院令行内政部，请转咨饬令撤销。〔30〕《海潮音》作为一份佛教刊物，除了记载、传达这类讯息，也会发出批判之声，例如针对1948年3月5日报载上海市参议会议决对于该市寺庙“得由主管机关会同民意机关及地方公正士绅组织委员会整理之’，上海寺佛教分会认为‘显有侮视教会、侵犯宗教尊严，……殊与宪法相抵触。”大醒法师遂发表文章称许这样的驳论，还说“今后正是实施宪龘政的时代了，宪法上给予我们有许多应享的自由权利，我们僧侣应该要自己争取！”〔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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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根据以上的事例，即作成“民国佛教总是受到地方政府的压迫剥削”的单一结论，恐亦不合史实。例如湖南省宁乡有一大沩山密印寺（沩山寺），原有山田3，700余亩，以放佃收租作为寺院的收入来源，惟寺僧只有完粮收租之权，并无退佃之权，若佃房不种可自觅替人，寺僧不得干涉或收回，此制自唐代以来一无变更；1930年《海潮音》关于沩山寺有一则记载谓：佃户多至六百余家，人数既众良莠不齐，每多欺凌寺僧，欠租抗粮、因循积习，终于酿成1918年“匪佃”放火戮僧之惨祸。沩山寺僧所能采取的对策，除了谆谆告诫、晓以因果，或召集团甲转谕各佃不得借端刁抗以外，还可以向宁乡县长刘裔彬求援：“以后该沩山佃户如仍有短租情事，一经该寺僧呈诉，即请拘案追缴，刘县长亦允依法维持。”〔32〕可见，佛教寺院也有仰赖地方政府“保护”以维持生计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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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界基于信仰的立场以及自身能力考量，曾在中日战争期间组织僧侣救护队，参与“救死护生”，〔39〕平常则启建法会以祈求国泰民安，例如1931年11月26日迄1932年5月25日，长沙启建半年的水陆道场，以超渡全国阵亡将士；〔40〕1932年10月21日，北平雍和宫启建三天的时轮金刚法会，虽尝被讥为“经咒救国”，但法舫法师认为这是1932年全国佛教五项重要的成绩之一。〔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