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两种金融制度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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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特征：国家银行的商业银行化。实际上，即使在北洋政府前期，中国、交通两家国家银行除了具有发钞、代理国库、对财政垫借款等特殊职能外，也兼办相当一部分商业银行业务。但发钞过滥和对财政垫借款过多伤害了银行的根本利益。1916年中行沪、宁分行即有成功抵制北洋政府停兑令的经历，1917年通过了体现若干独立性的中行新则例，此后中行“稍能脱离政潮而独立，苦心规划，停止垫款，而行基得渐臻巩固。惜也尚不能举完全商办之实”（注：《银行周报》第3卷第21号。），这说明中行向商业银行转化，但还不能完全实现转化，还享有若干国家银行的特权。同时商股比例则从1915年的17.01％，增加到1923年的97.47％（注：中行档案，转见邓先宏《中国银行与北洋政府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5—356页。）。交行于1922年6月召开股东总会，选举张謇、钱新之为总协理，确立“发行独立，准备公开”、“对政府旧欠进行清理，拒绝一切军政借款”、“营业上着重汇兑等商业性服务”的新方针（注：《上海研究资料》，台北1973年版，第262页；翁先定：《交通银行官场活动研究（1907—1927）》，《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1辑，第416—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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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特征：实行银本位货币，滥发纸币只是局部的或阶段性的现象。中国使用的货币是以银为本位的（辅币为铜），银行发出的纸币随时可以兑现，这制约了当局者滥发纸币。晚清中央政府设立的几家银行没有滥发过纸币。北洋政府时期中、交两行过多发行纸币大体只是在袁世凯当政的后期，交行则在1921年左右又发生过一次（注：参阅《交通银行史料》第1卷下，第901页。）。总的来说，内地一些地方银行滥发纸币也只是局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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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个特征：国内外市场连为一体。由于使用硬通货，以及在中外不平等关系下政府的软弱和不干预，因此国内外金融市场连为一体，金和银无阻碍地流入和流出，可以说是处于一种不平等关系下的金融自由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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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制度：政府垄断型

国丆民党统治时期，中国的金融制度属于政府垄断型。这种制度也具有六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政府起决定作用。这是与前一种制度最根本的不同之处。这种决定作用表现为直接垄断，包括机构垄断、货币垄断和政策垄断。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四行二局”格局的金融垄断体系。1936年中、中、交、农四行在全国164家银行中所占地位如下：实收资本占42％，资产总额占59％，各项存款占59％，发行兑换券占78％，纯益占44％（注：《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这还不包括其他中央和地方政府控制的银行。这几家国家银行全部兼办普通商业银行业务，连中央银行都将吸收存款定为该行的“重要业务之一”（注：中央银行第二届行务会议专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以下简称“宁档”）：396／2724。）。经过抗战，这一垄断地位更趋上升，1946年6月四行二局的存款占全国存款总额的92.9％，放款占全国放款总额的97.9％（注：《中央银行月报》新2卷第2期。），商业银行及钱庄的存放款所占比例非常低，说明其作用已非常微弱。商业银行对四行二局的“与民争利”很不满，早在1935年，金城银行的高级职员就拟联合全国商业银行共同向政府呼吁：“务令中央于专管准备金、中国于专营外汇、交通于专营不动产抵押之外，不得再经营普通业务，而后商业银行乃有生存之余地，否则商业银行前途之困难更有过于今日者”（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2页。）。南京政府通过法币改革统一了货币发行权，前期还与英镑和美元挂钩，后来就脱钩了，这就与银本位货币时期有本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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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构、业务、货币发行的垄断之外，还有政策的垄断，用陈光甫的话来说，就是国丆民党“对于银行由不干涉状态进入实行统制主义”（注：《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页。），即把一切都管起来。在自由市场时期一切由市场自身作决定，如今则一切由政府作决定，什么事情不能办，什么事情可以办，如何办，都由政府立法、发文，颁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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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特征：产生了中央银行制度。1928年11月，南京政府在上海设立中央银行。但当时的中央银行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的银行”，而只是一家“国家银行”（注：《中央银行条例》，1928年10月6日，《财政年鉴》下，第1938页。），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它与中国、交通、农业三行的地位是并列的。1935年法币改革以后，虽然取消了商业银行和地方银行的货币发行权，但发行仍不统一，中、中、交、农四行仍然都可发行纸币。1936年发行最多的是中国银行，占发行总额的37％，中央银行居第二位，占26％（注：《中行月刊》第14卷第1、2期合刊。）。在代理国库方面，除中央银行外，“尚有中、交两行”，而且相比之下，中央银行“分设机关不多，经收税款势难兼顾”，而中、交两行分支机构既多，“对于政府发生关系亦久”，占有优势（注：关于中央银行国库、业务、发行之意见，1934年，宁档：396／6102。）。在金融业清算方面，原来的制度是由钱业公会结算抵划，余额解现，一·二八事变以后，上海各银行“为应付时局”，“首组联合准备委员会，继设票据交换所，而以清算余额之款暂存于中交两行”，这引起中央银行不满（注：关于中央银行业务之意见，1934年，宁档：396／6102。）。1934年9月，北洋保商银行由财政部担保，向中央、中国、交通、金城四行共借款100万元，其中向中央银行借30万元，分五年平均摊还（注：同业抵借款卷，1933—1938年，宁档：396／10180。）。中、中、交、农四行还为政府财政共同垫付内债基金（注：垫付内债基金卷，1937—1939年，宁档：396／10268。）。可以说，当时的中、中、交、农四行共同履行了部分中央银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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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特征：商业银行官办化。北洋政府时期由于政府控制力的减弱，出现过国家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的趋势，而南京政府对金融控制力的加强，则表现为商业银行官办化的趋势。南京政府成立后，通过两次强行增加官股和修改条例，重新控制了中国和交通两行，使其“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注：蒋介石致孔祥熙电，1935年3月23日，《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第385页。）。尽管中国银行的董事们表示了强烈不满，但不能阻止政府对中行的接管，张嘉＠①被调离中行，“孔财长决定派宋子文为董事长”（注：《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第385、392页。）。这与中行当年为捍卫新则例同北洋政府抗争并取得胜利的历史形成鲜明的对照。交行也失去了它的独立地位，1928年12月，根据南京政府制定的新条例，由“财政部长指派董事长、常务董事”，“规定总管理处综揽全行事务，由常务董事组织”（注：《交通银行史料》第1卷，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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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还向民营商业银行渗透。1929年11月中国国货银行成立，南京政府加入官股，孔祥熙任董事长，宋子良任总经理（注：《全国银行年鉴》，1934年，第B92页；沈雷春：《中国金融年鉴》，1939年，第165页。）。政府以2／5股权控制了这家银行。1936年对四明银行加入官股，变成官商合办，原董事长兼总经理孙衡甫去职。同年收买改组停业的广东银行，由宋子文任董事长。1937年对中国通商银行加入官股，变成官商合办，由同南京政府关系密切的上海租界闻人杜月笙出任董事长，原董事长傅筱庵降为一般董事，经理人员也经换马。又对中国实业银行加入官股，变成官商合办，同样更换董事长和总经理（注：《全国银行年鉴》，1934年，第B87、104、132、313页；沈雷春：《中国金融年鉴》，1939年，第166、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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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还利用钱庄的困难，令中、中、交三行借款1800万元，由财政部组织“钱庄监理委员会”，对上海钱庄实施控制（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42—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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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特征：对原先的自由市场加以限制、管制或取缔。南京政府专注于控制金融业，当然就不会再任由金融市场自由自在地自主发展，必然要插手干预，使其纳入“金融统制”的轨道。这种干预，在时间上并不是齐头并进的，而是看准了机会再下手。例如，通过币制改革，自然而然地把内汇市场、外汇市场、黄金白银市场控制起来。抗战也是一个契机，使它得以在战时或战后对金融市场实行严格的管理。上海的证券市场曾经完全自发、自主地发育起来，战后国民政府则由财政部和经济部出面重新组建，中、交、农三行及两局出资4亿元，占10亿元资本的40％，官股成为控股的大股东。交易所规则、营业范围、人事安排等，均由官方决定（注：《银行周报》第30卷第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