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南洋华侨的调查及其影响（1925—1945）

599别来无恙

如果说，波集团司令部的调查报告书比较细致地分析了南洋华侨侨汇在中国国际收支中的比重与作用、在闽粤两省内外贸易中的比重与作用、香港在南洋华侨侨汇汇兑过程中的作用、南洋华侨资本向中国西南地区的投资等问题，那么，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提出的调查报告《战时中国经济与华侨侨汇》，则“将侨汇在中国事变前后的作用与意义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侨汇在复杂的中国战时经济中的作用与意义”。作者认为，中国国际收支机构的基本特征是巨大的贸易入超和抽逃资金，弥补贸易入超的主要手段是华侨侨汇、金银输出、外国人在中国的支出费用。“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特点是由中国经济的性质即封建的半殖民地形态决定的”，“战时中国经济是由占领区经济、租界经济、内地经济这三者构成的复合体”。仅仅从形式上抽象地看，华侨侨汇在维持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维持法币价值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果要完整地认识华侨侨汇在战时中国经济中的功能和作用，就必须具体地分析每一类侨汇的功能。华侨侨汇可以根据其机能分为侨眷生活汇款、在中国内地的投资、公债投资、救国捐款这四种类别。1931—1936年期间，海外华侨给闽粤家乡侨眷的侨汇，一方面以外汇的形式弥补中国的进口入超，另一方面以法币的形式购买侨眷生活所需要的衣食。这就是华侨侨汇功能的二重性。直到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这种功能及属性几乎没有发生变化。（18）战时中国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获得华侨侨汇，“从战时中国国际收支项目上看，尽管存在巨额的华侨侨汇，但是，从向重庆政囗府提供实质性的对外购买力（外汇）这一点来说，华侨侨汇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日军占领东南亚对华侨侨汇的影响是双重的：“抽逃资金现象增加、侨眷生活费汇款增加。”中国国民政囗府获得侨汇的主要渠道只有北美、中南美洲、加拿大、欧洲、非洲等地的华侨汇款。由于闽粤两省已经被日军占领，“南洋华侨向家乡侨眷的汇款，反而成为蚕食中国抗战经济力量的因素”。1937年以前，与华侨给家乡侨眷的汇款相此，华侨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投资数额并不大，并且主要集中在华中、华南沿海城市的交通运输、商业、城市公共建筑等部门。这类投资在整个华侨侨汇中只占10％左右。如果说，侨眷生活汇款是海外中国移民众多笔汇款的累积之和，其数额才如此巨大，那么“华侨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投资，其性质就是在少数华侨资本家的投资欲望基础上产生的资金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这两类性质不同的华侨汇款比重明显接近。“这一倾向是建立在海外华侨资金向中国国内转移（寻求资本安全化）、商业投机资本、内地开发资金、政囗治捐款增加的基础之上的。”1937—1941年12月，海外华侨的抽逃资金约达24亿—25亿元。其中，2／3的资金流向中国内地。在怎样认识南洋华侨在中国内地投资的属性与作用问题上，作者几乎是逐一分析了24个华侨投资项目的投资者、投资领域、投资方式。作者认为：华侨在中国内地的投资集中在土地开发和矿山开发以及附属事业领域，“这也是华侨资本在内地建设中的一般特征”。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工业投资（砂糖、酒精、药囗品、橡胶轮胎、烟草、瓷器），但是，这类投资在整个华侨内地投资中的比例并不大。还有一部分金融投资和商业投资，这类投资的比重非常小。“华侨在中国内地投资的绝大部分无不与控制内地经济并且使之停滞的国家资本、乃至官僚资本、军阀、地主资本相互结合。”中国内地依旧残存的封建经济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难以根治的通货膨胀经济，使他们为了确保利润而不得不放弃初衷，从生产建设转向商业投机或者是收购农民土地。结果，“华侨在中国内地的投资反而阻碍着内地民众的动员”。“华侨在中国内地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战时中国经济要求的增加粮食生产和扩大矿山工业生产。同时，在内地通货膨胀的压力下，又纷纷转向商业投机和土地集中，这也是战时迁移内地的沿海民族资本所走的道路”。华侨资本向内地工业合作社的投资，例如“东南区工业合作社”，其典型意义在于直接与大众的技术和资金相结合。1937年以后，中国国民政囗府募集公债政策的新特点是在海外华侨中进行募集。华侨购买公债的动机是比较复杂的，不能一概而论。那些购买重庆国民政囗府公债以后随手撕毁购买凭证者，其性质等同于救国捐款。只要不属于这种情形者，就不能完全排除其经济投资的动机。1937年7月—1940年10月，海外华侨的救国捐款呈现增加的趋势。同时，上囗海外汇市场价格呈现低落趋势。因此，“华侨救国捐款的实际购买力是下降的”。总而言之，作者的基本结论是：“一般说来，人们主要是从获得外汇、内地经济建设、对日经济反封锁这三项政策的层面讨论中国战时经济政策。获得外汇的问题，主要是输出国内土特产品问题；内地经济建设问题，主要是吸引沿海沿江民族资本到西南内地发展的问题；对日经济反封锁问题，主要是实行各种各样的统制政策问题。在这三项政策中，华侨侨汇的作用主要是外汇供给和内地经济建设资金供给，从而为中国战时经济做出贡献”。这种认识是不够的。“华侨侨汇在战时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与意义极其复杂，中国金融资本的封建的半殖民地性（投机性）在战时条件下越来越呈现其消极性。”（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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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囗本政囗府和国策会社在关于南洋华侨调查报告中提出的政策建议

日囗本政囗府和国策会社在关于南洋华侨调查报告中的政策建议，集中体现了这些调查报告的政囗治性质。日囗本政囗府各部门提出的南洋华侨调查报告以及其中的政策建议，本身就具有“国策研究”的性质，毋庸赘言。在这里，必须进一步澄清的是那些“国策会社”在关于南洋华侨的调查报告中提出的政策建议的性质问题。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仅以东亚经济调查局和台湾拓殖株式会社提出的三个调查报告为例加以辩驳和说明。东亚经济调查局提出的调查报告书《华侨阻碍我国南洋贸易的真相》，完成于1932年7月14日。该调查报告的核心是探讨南洋华侨商业活动的历史特点和寻求消除南洋华侨抵囗制日货的法宝。在该调查报告的“结论”部分提出了“根治方针、实行办法、改善措施要纲”。所谓“根治方针”，是将南洋华侨视为“日囗本南方贸易的一大毒瘤，必须进行大手术”。所谓“实行方法”，就是要进行“商业殖民”。所谓“改善措施要纲”，包括12种措施：设立金融机关、防止不法同业者之间的竞争、改造从业者的素质、设立权威性的统一的调查机构、日囗本厂商应对其产品和商标保持绝对自信、制造输出地需要的产品、制造实用性商品、商品标准化、确立商品等级制度、建立国立出口商品检验制度、确立出口制度、培养从事南洋贸易的人才。（27）如果说这份调查书提出的政策建议还只是针对南洋华侨抵囗制日货问题，那么，台湾拓殖株式会社先后提出的两份调查报告书无不是针对全局性的问题而发。其中，《中国事变与华侨》（1939年12月29日）明确提出了改变华侨对日态度应采取的14项实际措施。具体内容如下：（1）宣传手段，旨在阐明大东亚战争的目的，缓和南洋华侨的反囗日情绪。（2）在福建和广东侨乡，采取保护良民、维护治安等特别措施。（3）效法国民政囗府的侨务委员会制度，在占领区设立侨务指导机关。（4）严厉镇囗压国囗民党和共囗产党在南洋华侨社会中的活动。在对华南和南洋的宣传中，利用台湾岛人的语言优势。（5）华侨脱离国民政囗府归依亲日政权以后，应由中华总商会掌握华侨的指导统制权。（6）促进华侨的经济活动，稳定金融机构、新设中心银行、救济破产者、鼓励对本国复兴事业投资。（7）对华侨失业者的救济，不再依靠单纯的同乡团体救济，有必要考虑实行保险制度。（8）今后对中国海外移民，提供贷款资金、中介服务、指导统制渡航机构、改善并监督移民的汇兑通信机构。（9）日囗本应考虑设立侨务指导机构。（10）在日军占领区的日资银行实行优惠汇率，吸引华侨汇款。（11）关于南洋橡胶、蔗糖事业经营，或建立与华侨合资的新公司，或扩大原来的事业规模。（12）在各主要城市举办商品展览会，打开我国商人直接销售的途径。（13）设立贫民医院，收取低廉费用，以利一般患者的治疗。形式上可以由华侨经营，在内部聘用日囗本医生。（14）“华侨思想问题的解决，最终取决于华侨子弟的教育问题”。（28）《南洋华侨及其对策》（1942年10月31日）系统地提出了“南方华侨政策”。共8项政策建议：（1）“与进行大东亚战争直接相关的华侨政策”：“完全断绝华侨社会与国民政囗府和敌国方面的联系，彻底镇囗压敌对性华侨”。（2）与对中国政策相关的华侨政策：“我国对中国政策的根本方针要与南方军政的需要协调起来”。“对中国政策不能牵制军政制度下的华侨政策，反之，军政制度下的华侨政策不能给对中国政策带来不必要的消极影响”。（3）南方政囗治政策中的华侨问题：“华侨社会是南洋的特殊存在，在政囗治政策上不能将其与土著居民同样对待。”应在各地行政机关内设立华侨事务局，负责规划华侨政策，并协调与其他部局的政策，与其他行政区域的华侨政策协调起来。同时，设立华侨事务委员会，由华侨社会中那些具有新秩序理念的人物担任委员，以备当局咨询。效法台湾当年的做法处理华侨的国籍问题。（4）南方民族政策与华侨问题：“华侨中的绝大多数寄生于土著居民经济”，“对欧美资本经济而言，充当买办的职能”。因此，应该重新调整华侨社会与土著居民的关系。（5）南方新经济建设中的华侨政策：“南方新经济建设必须沿着确立东亚共荣圈的国防经济的方向进行”，华侨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动员华侨劳工参加新建设，集中开发作为军需资源的矿物资源”。其次，华侨应该为南洋交通特别是海上交通建设做出贡献。雇佣华侨中那些能够操纵帆船的船员，以解决运力不足的矛盾。再次，动员华侨参加地方金融货币工作以及军政下的财政。（6）南方经济重组过程中的华侨政策：以前的南洋经济是依附于欧美资本的经济，“大东亚共荣圈经济意味着南洋经济结构的根本变革和重新组合”。受此冲击最大的就是华侨经济。华侨商业组织的整顿与重新组合问题，迟早必须进行。对那些破产的华侨小商小贩，使其转变成为新经济建设需要的劳动力。对那些失业的华工，可以将其送往日军占领区劳动力短缺的地方，如海南岛。对华侨社会而言，与其由官僚自上而下地直接进行统治，莫不如利用行会的自治统制，“此乃驾御华侨社会的法宝”。（7）日囗本民族的南方发展与华侨政策：“应该效法我国在满洲的开拓团移民制度”，首先鼓励中小工商业者移民南洋。（8）对华侨的文化政策：“必须根本改变华侨教育，包括改变学校组织、培养教囗师、编撰教科书、研究新的教学方法、制定新的华侨教育政策。”（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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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引证的这些政策建议，充分体现了调查者的政囗治价值取向。其中确实能够看到一些相当有见地或相当激进的观点，也不乏与日囗本政囗府实际执行的政策相左者或被束之高阁者，根本就没有产生任何实际影响。然而，它是否提出与它是否实际上影响着日囗本政囗府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战略指导方针和具体政策，完全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决不能因为这些调查成果的内容在相关的学术研究上具有参考价值，就用所谓“学术性”抹杀调查本身的政策意图和政囗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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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囗本政囗府和国策会社关于南洋华侨调查的影响

日囗本政囗府和国策会社关于南洋华侨的调查，不仅为日囗本政囗府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制定对南洋华侨政策、对华政策、对东南亚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基本参考资料，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日囗本政囗府的重要决策。日囗本政囗府在南洋华侨侨居地和祖籍国侨乡这两个方向上所实施的政策，无不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在这里，我们应当深入探讨以下历史事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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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囗本政囗府利用和支持泰国的排囗华政策。在东南亚的地缘政囗治中，泰国处于非常特殊的地位。北方与法属印度支那相邻，南方与英属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相望，东部与中国相邻。在欧洲列强瓜分东南亚势力范围的狂潮中仍然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位。尽管泰国的综合国力与中国无法相比，但是，泰国政囗府长期奉行同化和排斥华侨的政策。日囗本政囗府和国策会社的调查者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30）1935年，泰国政囗府制定了海军建设四年计划。按照该计划，将向外国订购2艘装甲炮舰、3艘海岸警备艇、2艘护卫舰、7艘水雷舰、4艘潜水艇。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泰国支店获得这一情报以后，日囗本海军部立即决定支持泰国政囗府的这一计划，由日囗本的造船厂承担军舰建造、在日囗本训练潜水艇船员、无偿供应炮弹和无线电通讯器材、邀请泰国海军军令局长卢安·新访问日囗本。1935年7月，卢安·新如期访日。结果，日囗本在与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的竞争中，除2艘水雷艇在意大利建造以外，获得其余所有订单。（31）1939年，日囗本与泰国缔结军事同盟条约。在日囗本政囗府的支持下，泰国政囗府变本加厉地推行排囗华政策，公然鼓吹“华侨是亚洲的犹太人”。在实际政策方面，强制驱逐华侨出境、封闭华侨学校、强制华侨捐款、迫害华侨领袖、禁止华侨经营国民经济重要产业、禁止粮食出口、强制没收橡胶园、迫害居住在泰国与越南交界地区的华侨。（32）泰国华侨原有人数约250万，原有财产价值879588000美元。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泰国华侨人口死亡75000人，死亡率为3％，财产损失351835000美元，损失率为40％，（33）被迫返回中国境内的华侨人数约有53562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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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囗本政囗府利用经济手段对抗和削弱南洋华侨的抵囗制日货运动。南洋华侨商业贸易活动的重要伙伴之一是神户华侨。神户华侨在日囗本对中国华南和东南亚的进出口贸易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1930年，在神户对中国华南和东南亚的输出额中，神户华侨的贸易额占50％，神户华侨在东南亚的客户中多是荷属东印度和新加坡的华侨商人。他们非常热衷于进口日囗本纺织品。根据1942年神户中华总商会的调查统计，在神户华侨与东南亚华侨之间有贸易往来关系的公司中，荷属东印度有228家（爪哇124家，苏门答腊23家，西里伯斯岛81家），新加坡119家，香港56家，菲律宾29家，泰国23家，法属印度支那23家。（35）因此，日囗本政囗府采取的一种对策就是组建半官半民的统制团体，统筹神户华商与南洋的贸易，从而对抗和削弱南洋华侨的抵囗制日货运动。1933年11月，“神户华商南洋输出协会”成囗立。1935年11月，日囗本政囗府商工省认定其为“社会法人”。1938年7月，在兵库县外事科的斡旋下，支持汪精卫的神户华侨组建“神户华侨新兴会”，1939年1月，又组建“中华总商会”。总商会作为通商机构，“新兴会”作为华侨社会的政囗治指导机构。然而，日囗本政囗府并没有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相反，神户华侨的输出贸易额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急剧下降。1936年，神户华侨的输出贸易额还达到4432万元，1937年下降到1831万元，1940年下降到1630万元。在神户对东南亚输出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从1936年的30％下降到1937年的11％和1940年的14％。华侨对“第三国”（不包括日元区和中国东北）的输出额，1939年为486万元，1940年下降到286万元。这两年的平均输出额只有386万元，仅仅占神户对东南亚棉纺织品输出总额的3％。1941年5月，日囗本政囗府商工省颁布《贸易统制令》、《贸易业整备要纲》，国内统制经济体制的确立，给予神户华商更深刻的打击。1942年8月，“神户华商南洋输出协会”宣布解散。在神户华商对东南亚贸易衰落的过程中，日囗本政囗府还曾经试图扶持神户印度侨民发展同南亚地区的贸易以弥补在东南亚贸易中的损失。1933年，建立了同样是半官半民的统制团体“日囗本棉丝布输出组合”。在1939年和1940年，神户印度侨民的输出贸易额分别达到3998万元和4714万元，平均额为4356万元，占神户对英属印度输出贸易总额的30％。从短期效益上来看，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支撑着20世纪30年代日囗本与南亚的贸易关系。然而，在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对日囗本实行战略物资禁运政策以后，1941年7月28日，日囗本大藏省颁布《对外贸易管理规则》。根据这一法令，未经日囗本政囗府大藏大臣的批准，“指定国法人”不能从事有价证券买卖、国内汇兑和外汇交易。英属印度也属于所谓“指定国法人”的范畴。日囗本政囗府利用印度侨民发展对南亚贸易的政策也不得不终止。太平洋战争期间，尽管日囗本政囗府陆续解除对英属印度人的限制，印度侨商却没有能够恢复其以前的贸易规模。（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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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囗本政囗府强制改变侨汇流向的政策。1939年日军占领广州以后，汕头成为海外援华物资的主要中转地，汇往汕头的侨汇也是国民政囗府主要的外汇资金来源。日囗本海军策动“汕头作战”的目的，就是要“获得政囗治谋略根据地”。为了改变华侨侨汇的流向，日囗本占领军当局采取了四种强制性措施。其一，控制汕头侨批业。1940年3月，将37家批局纠合在一起，成囗立“汕头市侨批业同业公会”。10月，开始实行批局汇兑业务许可制，由台湾银行统一供应批局的支付资金。同时，日囗本宪兵和警囗察严厉取缔批局和钱庄的黑市交易。其二，改变侨汇汇寄路线。汕头出身的华侨中有60％以上侨居在泰国，原来的侨汇几乎都是经过新加坡→香港→汕头这条路线汇寄的。按照日囗本政囗府的指令，台湾银行汕头支店和横滨正金银行曼谷支店缔结业务协定，向泰国派遣汕头籍的华侨，泰国侨汇直接送达汕头。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还分别在厦门、汕头、广州、海南岛和东南亚主要城市设立分支机构，降低汇兑手续费、简化受理手续。其三，建立“汕头侨商组合”，控制汕头所有的进出口贸易，强化汕头与泰国之间的贸易关系。1941年1月，该组织的营业额只有10万元左右，6月，已经达到70万元的水平。其四，创立“日泰海运会社”，增加和新开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航线，强化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与东南亚之间的海洋运输体系。（37）这样，日囗本占领军当局就从侨汇受理机构、周转资金供应、侨汇汇寄路线、进出口贸易和海洋运输体系等各个环节，强制改变了汕头侨汇的流向和功能。按照日军参谋本部的估计，除每月仍有50万元的侨汇经过香港上囗海银行直接寄送以外，每月约有250万元侨汇是由台湾银行受理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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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汕头工作”，其主要内容是策动著名侨领周之桢出任汕头傀儡政权头目，由日军第21军第132旅团长后藤十郎负责实施。周之桢出生于福建思明，1905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当选为福建华侨公会会长，1912年起长期担任北囗京华侨议员选举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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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对海外华侨的政策制定与实施。一九二五年，因对国囗民党的“联共政策”不满而引退，在香港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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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将这些秘密行囗动计划与强制改变南洋侨汇流向的政策联系起来观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日囗本政囗府在闽粤侨乡所追求的根本目标，不外乎是在政囗治上控制侨乡地方政权，在经济上将南洋侨汇及侨乡经济纳入为日囗本战争经济服务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