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赵魏地缘关系示意图(战国中前期)

也许挥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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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政治的角度解读魏国兴起的原因，那么历史教科书会告诉我们是魏国率先实行了改革。“改革”是现代人的说法，历史上一般称这种变化为“变法”，其先行者，就是战国时期那些法家学说的杰出代表；如果让有“明君救世”情节的人来看，魏国的成功则是因为他们出了个“明主”——魏文侯，而这位明主的儿子“魏武侯”。这两代魏侯算是三家分晋后魏国的第一、第二代君主，他们在位的这70多年是魏国最为辉煌的时期，也相当于是战国的第一阶段。

　　不过对于喜好军事的朋友来说，他们似乎更愿意把功劳记在一个叫吴起的军事家头上，因为吴起训练出了数万名不仅身批重甲，全副武装，还可以带着三日口粮，在山地中半日急行军百里的重步兵——魏武卒。单看这些数据就足以让人意识到，这种攻击力与机动性兼备的古代“特种部队”，其可发挥的战斗力和威胁力，和后世的蒙古铁骑有诸多相似之处。只不过魏武卒的活动范围要相对小一些，并且优势是在山地当中。而包含了秦、魏、赵、韩四国在内的黄土高原，正是这些山地步兵所最适应的战场。能够将韩、赵两个兄弟之邦排挤出晋国的核心地区“河东之地”，吴起和他的魏武卒应该是出了很大力的。只是就象分家一样，谁继承了最大的权利，也就等于继承了最大的义务。对付那个与三晋地缘关系复杂的秦国，也自然是魏国的任务了。

　　其实从更深的层次来考虑的话，魏国的成功还是因为它的地缘潜力在三晋中是最大的。也正是因为它的潜力，所以才能吸引李悝、吴起这样的人才效命，反过来扩大自己的优势。对于战国时期的人才来说，他们所信奉的是“良禽择木而栖”的原则，绝大部分人才都更愿意“锦上添花”，谁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宽广的舞台，谁就更有机会得到这些人才。“雪中送炭”的当然也有，比如那些经常帮小国守城的“墨者”。

　　对于这些急于施展抱负的人才来说，最需要做的，就是对各路诸侯们的地缘潜力做一个评估。如果这个国家的潜力够了的话，有没有“明君”并不会是问题，就像后来那位成功选择了秦国的大商人“吕不韦”一样。因此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基本因素，还是这个国家长期以来，所积累的地缘潜力。而一个国家或者族群，是否能够成功的完成原始积累，则需要牵扯到N多方面的因素了。

　　就我们所要分析的阶段而言，魏国为什么能在三晋当中脱颖而出并不是重点。因为从地缘的角度看，由临汾——运城两大临河（黄河）盆地为核心，所组成的“河东之地”，在经过最初的磨合之后，都会基本归于一家所有。而至于这个诸侯是魏是韩，还是赵，并不是最关键的。或者说，如果是赵人成为了河东之地的主人，那么魏武卒可能就会是“赵武卒”了；而如果魏人变成为赵人的角色，那么胡服骑射的重任就有可能由一位魏王来完成了。

呵呵燚

相既然魏国成为了河东之地的主人，那么他与秦国之间的地缘关系，也就大致可以参照当年秦晋之间的关系了。因为在魏国继承了晋国的核心区后，秦国的地缘结构其实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除了渭河平原以外和那些羁縻管理的山地部落以外，秦人尚没有能够找到新的战略腹地。也就是说，如果让这个时候的魏、秦两国PK，很可能还是翻版当年“秦晋争霸”的局面。后来的历史（战国第一阶段）也的确如此。秦国除了无法突破崤函通道以外，还在魏国的进攻之下，丢失了洛水以东的“河西之地”。

　　相比于洛水，那段呈南北走向的黄河（时称“西河”），当然更适合成为秦、魏（晋）两国的地缘分割线了。也正因为此，尽管当初在秦国还在渭河平原的西头打天下时，晋国就已经占据了河西之地了，但这并不妨碍秦国人认定河西之地是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更何况从秦、魏两国的博弈关系来看，秦国也的确有理由认为魏国是入侵者。因为当年秦人通过几次深入河东的战役，已经从晋国手中拿回河西之地了。而魏国在强盛之后，又从秦人手中将其夺走了。这样看来，魏国不是入侵者，谁是入侵者。因此双方就河西之地的归属，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夺战。在这场战争中，洛水下游，渭河平原的东部当然会是主战场。

　　其实这部分渭河平原，在当时更应该叫做“渭洛平原”，因为这块相对平整的土地，是由这两条大河共同冲积而成的。更何况战国时期的“西河”，比现在的位置要靠西，洛水当时不是经由渭水，而是独流入河的。

　　对于魏国来说，仅仅控制洛水——河水之间的这片三角状（河洛三角区）的平原地区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保证河西之地的战略安全。魏国最少还需要控制两块区域，一块就是洛水以南，直至渭水、秦岭（华山部分），的区域；另一部分则是陕北高原（特别是南部）。控制洛水——华山一线很好理解，因为这样做相当于封堵住了崤函通道的入口（与后世守潼关的道理是一样的）。尽管这个口子即使开了，有过“崤之战”经验教训的秦人，也未必敢孤军深入。但能够将防线突出渭河平原当然是更好的选择。在控制了河洛三角区之后，魏国人如果想再向南进一步的话，并不是件难事。而能够与河洛三角区以及其他魏国控制区无缝对接的地理优势，也让魏国在最初的战争中，取得了华山以北地区的控制权。

　　魏国的这种做法所造就的地缘后果就是，魏国在河西地区所修筑的长城不是由洛、渭两水，而是由秦岭北麓开始向北延伸的。

其实对于魏国来说，能不能够固守河西，除了建长城以外，陕北高原这片看似没有太大价值的土地，也是一个必得的战略要地。回顾历史，当年和陇东高原的“犬戎”一起联手，搞得周王室东迁的“申戎”，就是从陕北高原上下来的。而在春秋之时，秦穆公从晋人手中夺回河西之地后，那些高原之上的戎狄就成为了秦国的整合对象。在进行过一系列战争之后，秦国算是完成了对西、北西个方向的，山地部落的征服。不过这种征服并没有在地缘格局上造成重大改变，因为秦国对于这些山地部落，基本还是采取“羁縻”这种间接管理的手段来控制的。

　　在“秦霸西戎”的过程中，或者说是在春秋中期以后，盘据陇东高原上的主要族群是“义渠戎”，至于说这支戎人和这个地缘板块的命运，我们在秦霸西戎一节中已经交待过了，在战国末期被秦国施展“美人计”而完全吞并了。而在陕北高原这个方向，白狄则成为了秦国挤压的对象。不过相比义渠戎，白狄后来的历史则要辉煌的多，因为东迁后的他们，有机会以中山国的面目参与到中央之国的政治舞台之上。

　　最初在陕北、吕梁这两块高地上占据优势的是三晋中的大哥二哥，魏、赵两国。而三晋之所以能做到这点，究其根源还是当年晋国打下的底的。相比于秦人的称“霸”西戎，晋人的“和”戎政策，在地缘渗透能力上要显得更强，也有效的多。

　　如果从防御的角度来看，黄河和太行山这两条山西高原天然的地缘分割线，是山西高原的安全保障。也就是说，要是晋人仅仅满足于偏安于山西高原之上，日子应该也会过得不错，就象二千多年后的阎锡山一样。问题是晋人和三晋所要面对的地缘形势，比之20世纪初还是要简单一些的。最起码来自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地缘力量，还无法直接影响到山西高原。因此晋国在春秋之时得以占据明显的地缘优势，并向黄河以西以南，太行山以东都得以成功的扩张。

　　之前我们也说过了，当年的晋国即使退出了河西之地，也并未放弃对陕北高原的影响力，特别是他们还有“孟门”这条战略通道，可以绕过秦人进入陕北高原时。只不过对于占据陕北高原之上的白狄，晋人也采取了“和”的政策。至于说白狄东迁后，晋国或者秦国有没有选择马上填补他们的空缺，我们现在就不得而知了。对于秦人来说，他们的重点还是在开发渭河平原之上，如果陕北高原之上，没有力量能够威胁他们的安全，倒也不会急着去占据那些狭小的河谷；而晋国这个巨无霸当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内部那几大家族之间的博弈，大家的重点还在于争夺那些地缘潜力巨大的平原地区。

　　也许在白狄东迁之后，陕北高原真的出现过一段真空期。不过到了战国时期，陕北高原就再也无法游离在地缘政治舞台之外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以晋国继承者自据的魏国，又开始挑起了秦晋之争。而那位与孙武并称为“孙吴”的，战国第一军事天才吴起，和他所训练的魏武卒，在为魏国夺取河西之地之后，也顺势向北，沿洛水东岸切入陕北高原。

　　魏国控制陕北高原，一方面当然是为了预防控制河套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的游牧民族，向南渗透（当时被叫作“林胡”）；另一方面更是为了防止秦国由陇东高原渗透入陕北高原，对他们的河西之地构成威胁。只不过对陕北高原有兴趣的并非只有秦人和那些胡人，同样来自山西高原的赵人，也对晋人的这条传统渗透路线抱有浓厚的兴趣。而从魏、赵双方的地缘结构上来看，赵人向陕北高原渗透应该还更有优势，因为那个重要的，位于黄河东岸的孟门关口一带，是赵人的控制区，当时被称之为“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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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蔺相如的祖先做赵国大夫时，封地就是在“蔺”地，其后代的姓氏也是得于此。如果从魏、赵两国在山西高原的核心区来看，我们也很好理解为什么“蔺”地是赵国的控制区。因为如果从“蔺”地东行，所对应的盆地就是赵国所划定的势力范围——太原盆地。赵人要想保证自己在太原盆地的优势地位，以及晋阳城的安全，“蔺”地所在的那部分吕梁山地，都是必须控制的。而魏国所控制的，主要是与临汾盆地相对应的那部分吕梁山脉，也就是吕梁山脉的南部。

　　在魏国最为强盛的时期，魏人不仅在黄河以西，跟秦人争夺河西地区、陕北高原；更试图在山西高原，向北侵蚀赵国所圈定的势力范围。太原盆地的南部和蔺地，都曾经失于魏国之手。

　　在魏人看来，如果能够占据陕北高原和吕梁山脉中南部，就能够对河西之地，和太原盆地造成战略压力，特别是沟通这两片山地的“孟门”一线，能够控制在自己手中的话，就能够大大增强魏国的回旋余地了。问题是如果魏人想这样做的话，势必会在黄河两岸形成两线作战的局面。一方面要在黄河以西，和秦人对决；另一方面又要在山西高原内部，与赵国摩擦不断。而当年的晋国，之所以能够能够一直对秦国保有压力，很大程度是因为山西高原内部虽然也是纷争不断，但尚不至于影响它的对外政策。或者说能够统一对秦国给予压力。

　　实际在在战国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三家分晋的初期，三晋之间曾经有过一段共进退的蜜月期。大家不仅经常协同作战，也经常相互借道。魏国就曾经向赵国借道，灭了中山国。问题是魏国的战略有些定位不清，胃口太大，至始至终没有确定清楚，哪个区域才是战略扩张的方向。

　　为了更好的控制陕北高原，魏国除了在河西之地建立了“西河郡”这个军政机构以外，还单独将陕北高原的控制区单独分离出来，设立了“上郡”。关于魏国的上郡，是否向延伸到陕北高原的北部，甚至跨越鄂尔多斯高原与河套平原对接，一直是有些争议的。不过从魏国的地缘结构来看，魏国在陕北高原和吕梁山脉的扩张，都是以控制孟门渡口这条战略通道为目的的。因此魏国除了希望在黄河以东，试图从赵国手中抢夺“蔺”地的控制权；在陕北高原的扩张，也以将控制线越过孟门一线为战略目标。也就是说，陕北高原的北部以及鄂尔多斯高原并不是魏国感兴趣的地方。

　　这一点在秦国将魏国赶出黄河以西地区之后的的战略布局也可以看出。因为在从战略目标上来看，秦国和魏国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通过控制孟门两岸的山地，及至赵国施加压力。

　　秦国对于魏国的反击，始于公元前362年，那时候魏国的第二代英主——魏武侯已经归天了，接替君位的，就是那个后来和齐国一起称王的“魏惠王”。这个时候，魏国对于四面作战的局面，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而秦国此的的君主是秦孝公，如果从君主传承的角度来为秦国崛起划定一个起点的话，那么秦孝公就是这个时代的开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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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秦献公时代，秦、魏两国的实力对比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那么等到秦献公的继承者，秦孝公继位后，双方的实力对比就开始向有利于秦国的方向发展了。按照传统的历史观，秦国之所以能够在秦孝公时代，扭转局势，是因为秦国进行了“商鞅变法”，促进了秦国的生产力。这当然也是秦国兴盛的一个原因，但并不是根本的原因。因为战国时代本身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通过兼并小国和边缘民族逐渐壮大的诸侯们意识到，如果再延续周人所创建的层层分封制，那么他们所辛苦扩张的土地，同样会陷入一个分裂再分裂的恶性循环之中。而周王室和晋国公室的结局，也一样会降临在这些诸侯的子孙身上的。所以到了战国时期，将土地的控制权集中在公室手中，并将土地的使用权分配给自耕农，以利于平行化管理的模式，成为了大势所趋。换句话说，秦国所进行的改革，其他的诸侯国也在进行。只不过由于秦国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商鞅变法”才成为了先秦变法最成功的案例。

　　从变法强国的角度来看，魏国是诸侯中的先行者，秦国所做的改变，更多的是在管理模式上，与魏国重新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真正让秦人有机会夺回河西之地的原因，并不在于秦国增强了多少地缘实力，而在于魏国的地缘实力被削弱了。所谓“此消彼涨”，有时候胜利的天平倾斜，并不一定要等到自己的实力增强，因为你的对手一旦实力受损，也就等于你的相对实力增强了。

　　魏国的实力之所以削弱了，是因为他们除了在西线必须承受秦国越来越强的压力，还因为他们在东线的强势扩张，不仅动了边缘大国：齐、楚两国的利益，就连三晋另两个成员：赵、韩也颇有微词，并与之产生了尖锐的地缘矛盾。这期间，公元前354年，因魏国攻赵而引发的齐、魏“桂陵之战”；以及公元前341年，因魏国攻韩而引发的齐、魏“马陵之战”，就是这种地缘矛盾的暴发。

　　魏国在华北平原，与山东诸侯们纠缠不清，一方面迫使其不得不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秦人在西线，可是一直虎视眈眈的）；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魏国在西线与秦国的对战当中，无法得到赵、韩两国的支援了。单从地缘平衡的角度看，黄河才是山西高原与渭河平原的地缘平衡线。也就是说，如果单纯比较双方的地缘潜力，秦人夺回河西之地的机会还是很大的。这一点，在当年秦穆公时代就已经验证过了。现在魏国虽然在山西高原占据了河西之地，但却得不到赵、韩两国从侧后方的支援，甚至有可能被背后捅上一刀。就算齐国不发难，魏国也很难再在西线有所作为了。

　　很难说齐、秦两国在对魏国的战争中有没有进行过沟通。也许更多的是乘对方与魏国交战时，再落井下石吧。总之，齐国在东线施展著名的“围魏救赵”之策时（前354年，桂陵之战）时，秦孝公在西线也再一次攻击少梁得手。这一次，秦国最少在河西之地获得了两个稳定的据点，“少梁”和“元里”。8年前，秦献公攻击少梁得手后，又不得不退出去，很大程度是因为魏国得到了赵国的支援。而现在，被魏国围困在邯郸城的赵人，当然不会再去河西支援魏国了。为了同时应对东西两线的战争，魏国并没有选择与秦国进行决战，而在被秦国所占据的“元里”、“少梁”的东、南侧，修筑了一道新的长城，以阻止秦人吞并整个河西之地。
　　
　　当魏国决定以防守的姿态来应对秦国，其实就已经意味着失败了。因为对河西之地势在必得的秦国，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等待魏国在东线耗费更多的人才和物力。更何况魏国和这道长城，相当于默认了秦国打通了洛——河之间的战略通道。这样做的战略后果就是，魏国的上郡和西河郡，被秦人切割开了。而秦人下一步的战略重点，就在在河西之地的南线，将渭河与秦岭之间的那条通道打通。这条战略通道当年曾经是郑国为西周王室所扼守的东大门，即使是后来秦、晋两国在些所建立的城邑，也还是以“郑”来命名的。

　　秦人希望得到郑国故地，倒也还不是为了进一步占据崤函通道，以便入主中原，因为如果不能占据河东之地，就算占据整个河西之地，也无法控制崤函通道。秦国这样做的最大目的，是可以从三个方向包夹魏国的龟缩在长城之内的“西河郡”。而随着魏国在东线战场的败退，秦国终于在公元前330年“收复”了河西之地。失去了河西之地，又在与赵国争夺蔺地的战争中，未能占据上风。魏国设立在陕北高原的“上郡”，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对于魏国来说，收缩防线，固守河东之地成为了新的战略目标。因此在丢失西河郡两后之后，即公元前328年，魏国将上郡15城和平的交割给秦国，以期和秦国达成划河而治的局面。

　　其实魏国对秦国收复河西之地后，是否会继续图谋它的河东之地，心里也是没底的。毕竟自春秋以来，秦国曾经多次攻入过河东之地。只不过由于晋国和魏国的强大，秦人的这些攻击在达到了战术效果后，并没有长期据有。而现在，魏国已经能够感觉到自己独木难支了，或者说已经很难同时应付东西两线的地缘压力了。因此早在秦献公攻击少梁城的那一年，魏国就在中原腹地设立了东都“大梁”城，并对宋、楚展开了一系列蚕食战争。在公元前339年，马陵之战失败后，魏国正式将都城从运城盆地的安邑迁到大梁。

　　大梁城政治地位的提高，并不能说虽然魏国就此放弃了对河东之地的经营，以及保住河西之地的希望。但却明白无误的发出一个信号，魏国已经将战略重点转向了东线，并希望在地缘形势更为复杂，合纵边横施展空间更大的华北平原，打出一片新的天地。换句话说就是，一直在为向东还是向西而苦脑的魏国，已经彻底放弃吞并整个渭河平原的想法了。

注定失败cc

讲得很详细，顶

不想为爱再哭

好文章！

我不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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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笑天

楼主继续更贴啊

中华笑天

2年多了

中国好姑娘47

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