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封、总章年间征讨高句丽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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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对唐朝东征高丽征蛮不错的！

科迈罗G2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高句丽莫离支泉盖苏文死，诸子争权，高句丽陷入严重分裂。唐朝抓住时机，对高句丽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至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军攻克平壤，彻底平灭高句丽。
                  
              由于这次进攻取得了全面胜利，因此史书对这场战争的记载很多，但是在一些关键性细节方面存在模糊之处，有些记载还存在互相矛盾之处。本文把各种相关史料汇总到一起，对这场战争做一些粗浅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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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前形势：泉盖苏文死，诸子争权，泉男生向唐朝求援
                     有关盖苏文死后诸子争权的情况，《资治通鉴》记载如下：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高丽泉盖苏文卒，长子男生代为莫离支，初知国政，出巡诸城，使其弟男建、男产知留后事。或谓二弟曰：“男生恶二弟之逼，意欲除之，不如先为计。”二弟初未之信。又有告男生者曰：“二弟恐兄还夺其权，欲拒兄不纳。”男生潜遣所亲往平壤伺之，二弟收掩，得之，乃以王命召男生。男生惧，不敢归；男建自为莫离支，发兵讨之。男生走保别城，使其子献诚诣阙求救。
                  
              新旧唐书东夷传的记载与此基本一致，只是明确指出泉男生撤往国内城。〔国内城位于现吉林省集安市，西汉元始三年（公元3年），高句丽迁都国内城，至北魏始光四年（公元427年）移都平壤前，425年间，国内城一直是高句丽的都城。〕
                     《泉男生墓志铭》对这一过程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二弟产、建，一朝凶悖，能忍无亲，称兵内拒。金环幼子，忽就鲸鲵，玉膳长筵，俄辞顾复。公以共气皇分，既饮泪而飞檄；同盟雨集，遂衔胆而提戈。将屠平壤，用擒元恶。始达为骨之郊，且破瑟坚之垒，明其为贼，鼓行而进。仍遣大兄弗德等奉表入朝，陈其事迹。属有离叛，德遂稽留，公乃反师辽东，移军海北，驰心丹凤之阙，伤躬玄兔之城。更遣大兄冉有，重申诚效，旷林积怨，先寻阏伯之戈；洪池近游，岂贪虞叔之剑。皇帝照彼青匠，亮其丹恳，览建、产之罪，发雷霆之威。丸山未铭，得来表其先觉；梁水无击，仲谋忧其必亡，乾封元年，公又遣子献诚入朝。
                  
              此处的“金环幼子，忽就鲸鲵”，指的是泉男建在夺权后，杀害了泉男生的儿子泉献忠（《新唐书泉男生传》）。从墓志的记载来看，泉男生在得知男建夺权的消息之后，并没有立即彻底倒向唐朝，而是一面派大兄弗德到唐朝请求支持，一面组织军队杀向平壤。但是，泉男建控制着高句丽王高藏，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因此，泉男生的军队出现倒戈叛逃。在这种情况下，泉男生才撤往国内城，派出大兄冉有向唐朝求援，后又派其子泉献诚入朝求救。至此，泉男生完全倒向唐朝，唐朝消灭高句丽的机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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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军救援泉男生
                  
              高宗在接到泉男生的求救信息后，迅速进行了部署。据《新唐书高宗本纪》记载，“（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六月壬寅（六月初七日），高丽泉男生请内附，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安抚大使，率兵援之。左金吾卫将军（《资治通鉴》记为右金吾卫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侃为辽东道行军总管，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左监门卫将军李谨行为后援。”下面对此详细分析。
                     1、唐军将领
                     高宗派出的接应大军，从领军将领方面看，还是相当有分量的。
                  
              契苾何力和薛仁贵不必说了，都是唐军中叱咤风云的人物。侍御史洛阳贾言忠在评价征高句丽的各位将领时，认为契苾何力“沉毅能断，虽颇忌前（忌人在己前），而有统御之才”，认为薛仁贵“勇冠三军”。
                     李谨行，靺鞨人，伟容貌，勇盖军中，具体可参看《新唐书李谨行传》，从他后来与吐蕃的交战情况看，李谨行有一定的指挥才能。
                  
              高侃，早在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时任右骁卫郎将的高侃，就率军征讨突厥车鼻可汗，至永徽元年（公元650年），高侃击败并俘获车鼻可汗。出兵接应泉男生时，高侃担任营州都督。营州都督曾由程名振担任，龙朔二年（公元662年）程名振去世，麟德年间，李谨行接任营州都督，可以看出，出兵接应的时候，高侃担任营州都督的时间并不长。讨平高句丽后，高侃因功晋升左监门卫大将军，与高句丽余众及新罗军队进行战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高侃击败高句丽酋长剑牟岑的叛军。咸亨二年（公元671年），高侃在安市击败高句丽余众。咸亨三年（公元672年），高侃在白水山击败高句丽余众，后又击败新罗增援高句丽的军队。综合来看，高侃也算得上是一员百战宿将。贾言忠认为高侃“勤俭自处，忠果有谋”。
                  
              庞同善，在五位领军将领中，只有庞同善的情况不好判断，因为相关史料很少，只知道他在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十二月，升任辽东道行军副大总管兼安抚大使，与契苾何力同为李绩的副手，这说明朝廷还是比较看重他的。贾言忠认为他“虽不善斗，而持军严整”，这一点倒是与任雅相有些相似，可能也是扮演政委的角色。

                     2、唐军数量
                     史书对此次战争的记载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特点，那就是没有记载唐军的总兵力，因此只能进行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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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拙作《龙朔元年征讨高句丽之战》中，推算出龙朔元年征讨高句丽的唐军每道有兵1万人左右，这一情况在5年后的乾封元年是否仍然适用呢？如果在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时，唐军每道仍有1万兵力的话，那么，这时出兵接应的唐军只有两位行军总管，还有两位担任后援，这四人的官位差别不大，领兵数量不应该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唐军总共只有4万人，这样的兵力显得有些单薄，因为当时高句丽部署在辽水一线的军队有15万人（《旧唐书契苾何力传》）。据此看，唐军每道1万人的编制在乾封元年似应有所变化。
                  
              那么唐军当时到底有多少人呢？史书记载，平定高句丽之后，朝廷命薛仁贵率军2万留镇高句丽故地，这2万人是否有可能是薛仁贵的本部兵马呢？参考刘仁愿留镇百济的情况，当时刘仁愿率1万军队留镇百济，这1万人是刘仁愿的本部兵马，而且，在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刘仁愿率军代替刘仁轨旧镇之兵的时候，刘仁轨请求暂留旧兵，刘仁愿说：“吾前还海西，大遭谗谤，云吾多留兵众，谋据海东，几不免祸。今日唯知准敕，岂敢擅有所为！”可见当时唐朝留镇将领不敢多留兵。据此看，薛仁贵的2万人很可能就是他的本部兵马。如果此推论成立的话，那么，契苾何力的接应大军总数当在8万人左右，数量不是很多，但足以经略一方。

                     3、接应过程
                  
              泉男生的部队在鸭绿江畔的国内城，而契苾何力的唐军在辽水一带，唐军是如何接应泉男生的呢？当时高句丽在边境的兵力情况是：“高丽有众十五万，屯于辽水，又引靺鞨数万据南苏城”（《旧唐书契苾何力传》）。在这种情况下，唐军深入高句丽腹地到国内城接应泉男生的可能性很小。而泉男生当时虽然很狼狈，但毕竟是盖苏文之子，此前领兵打过仗，又曾担任过莫离支，因此，高句丽军队不会特别积极的攻打泉男生。据此分析，当时的情况应该是泉男生率军从国内城出发，向辽水挺进，高句丽军队虽不会积极的进攻泉男生，但是，泉男生要领兵出境还是会遇到阻拦的，因此，契苾何力的唐军在辽水一线向高句丽军发动进攻，撕破高句丽的辽水防线，把泉男生接应出来。
                  
              至于具体的作战过程，《资治通鉴》记载道：“（乾封元年）九月，庞同善大破高丽兵，泉男生帅众与同善合。”而《旧唐书契苾何力传》有这样的记载：“高丽有众十五万，屯于辽水，又引靺鞨数万据南苏城。何力奋击，皆大破之。斩首万余级，乘胜而进，凡拔七城。”我认为，庞同善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九月的作战，与契苾何力击破高句丽辽水守军的作战，是同一次作战，因为只有撕开辽水防线，泉男生才能出来，此外，庞同善是契苾何力的部属，他的战绩可以记在契苾何力的名下。至于契苾何力占领南苏城以及“乘胜而进，凡拔七城”的战果，则是在后来的大规模进攻中取得的。
                  
              救出泉男生，对唐朝有重要的意义。泉男生在高句丽军队中有一定的号召力，他在辽东、特别是在国内城等处还有不少亲信部队，此外，泉男生与契丹、靺鞨的关系比较密切，他倒向唐朝，可以使亲高句丽的白山靺鞨也倒向唐朝，这都为日后唐军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唐朝也慷慨的对泉男生加以笼络，任命他为特进、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新唐书泉男生传》和《泉男生墓志铭》记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兼持节安抚大使），封为玄菟郡公。泉男生的作用，在唐军此后的进攻中很快体现了出来，下文再具体介绍。
                  
              另外，在泉男生降唐后不久，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十二月，高句丽的另外一大贵臣、泉盖苏文的弟弟泉净土也向大唐和新罗献地投降。《三国史记》记载道：“<高句丽>贵臣<渊净土>，以城十二，户七百六十三，口三千五百四十三来投。<净土>及从官二十四人，给衣物、粮料、家舍，安置王都及州府。其十二城并遣士卒镇守。”
                     泉男生和泉净土先后投降，高句丽陷入严重的分裂之中，唐军大规模征讨高句丽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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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军大举进攻高句丽
                     （一）选将及部署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十二月，唐朝开始正式进行征讨高句丽的选将和部署。
                  
              据《资治通鉴》记载，“十二月，己酉（十八日），以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以司列少常伯安陆郝处俊副之，以击高丽。庞同善、契苾何力并为辽东道行军副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如故；其水陆诸军总管并运粮使窦义积、独孤卿云、郭待封等，并受绩处分。河北诸州租赋悉诣辽东给军用。”
                     据《新唐书高宗本纪》记载，“十二月己酉，李绩为辽东道行台大总管，率六总管兵以伐高丽。”
                  
              据《新唐书东夷传》记载，“以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与契苾何力、庞同善并力。诏独孤卿云由鸭渌道，郭待封积利道，刘仁愿毕列道，金待问海谷道，并为行军总管，受绩节度；转燕、赵食廥辽东。”
                     综合以上情况看，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十二月十八日，朝廷正式确定了征讨高句丽的将领名单和作战部署。
                  
              根据朝廷的安排，李绩担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是出征唐军的总指挥，李绩麾下有三位副手，分别是郝处俊、契苾何力和庞同善。郝处俊的具体情况可参看新旧唐书郝处俊传，此人颇有胆略，但是个文官，后官至中书令，他在军中，可能主要是搞政治工作的。以上4人构成了征讨大军的总指挥部。
                     总指挥部下辖六位行军总管和一位运粮使。
                     独孤卿云担任鸭渌道行军总管，此处的“鸭渌”，可能应作“鸭绿”，
              因此，独孤卿云的部队应该负责进攻鸭绿水，并经过鸭绿水攻向平壤。独孤卿云曾在龙朔三年（公元663年）跟随郑仁泰率军防备吐蕃，他的作战能力不得而知。
                  
              郭待封担任积利道行军总管，唐后来设置的积利州在辽东半岛，因此，郭待封的部队应该是负责从水路进攻辽东半岛，然后攻向平壤。郭待封是名将郭孝恪的儿子，能力平庸，后在咸亨元年（公元670年）的大非川之战中，因违抗军令而导致唐军大败，郭待封减死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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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契苾何力麾下的4位将领全部参加了进攻的话，那么契苾何力率领的唐军仍为8万人。
                  
              李绩新增的军队数量史料也没有记载，但是，《旧唐书李绩传》提到，李绩担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后，“率兵二万略地至鸭绿水”。行军大总管率领的总兵力显然不会是2万人，结合上面介绍的新增的4位行军总管的部署情况看，在辽东陆路作战的只有鸭绿道行军总管独孤卿云，因此，这2万人很可能是独孤卿云的本部兵马。
                  
              刘仁愿担任卑列道行军总管，他所率领的唐军应该就是原留镇百济的1万唐军，但是，据《三国史记》记载，“<高宗>命<刘仁愿>、<金仁泰>从<卑列道>”，金仁泰是金法敏的弟弟，在显庆五年（公元660年）苏定方唐军主力回国后，金仁泰率新罗军7000人协助刘仁愿镇守百济故地。如果此次金仁泰所率的新罗军数量不发生大的变化，那么，刘仁愿的唐罗联军大约也是2万人。
                     郭待封的军队数量，各部史书均未记载，但是，郭待封率领水路唐军进攻平壤，责任较大，因此，他的军队数量不应少于2万。
                  
              至于金仁问海谷道的新罗军，数量就比较难确定了。《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提到此次新罗出动了30位将军，而金仁问传则提到，“<文武大王>与<仁问>，出兵二十万”，新罗不可能出动这么多军队。在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征讨百济的时候，新罗出动了5万精兵，不知这次是否能达到这一数字，此处暂且存疑。
                  
              据此看，李绩担任行军大总管后，新增的3位唐军行军总管共带兵6万左右，再加上金仁问的新罗军，在此次征讨高句丽的战争中，唐军总共投入的兵力在15万人以上。
                     在完成相应部署之后，唐军向高句丽发动了全面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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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罗军行动不够迅速，十月二日在七重城接到指示，十一月十一日才到达獐塞。这里可以参看一下新罗军在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年初的运粮行动，那一次，新罗军正月二十三日渡过七重河，二月一日就到达獐塞。当然新罗军筹集军粮还需要一些时间，因此无法肯定的说新罗军在磨洋工，但是，新罗军未能及时运送军粮造成的客观结果是确定的，那就是郭待封因军粮不足而被迫撤退，李绩因合围平壤的计划落空从鸭绿水撤退，而新罗军见唐军已经退走，也撤退了。
                  
              在这次会攻平壤的行动中，卑列道行军总管刘仁愿情况如何呢？据《资治通鉴》记载，“（总章元年）八月，辛酉（初九日），卑列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刘仁愿坐征高丽逗留，流姚州。”据《新唐书东夷传》记载，“刘仁愿与绩会，后期，召还当诛，赦流姚州。”刘仁愿是什么时候出现了逗留、后期的情况呢？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八月的时候，征讨高句丽战争胜利在望，军情已不很紧急，刘仁愿不应该因为那时出现逗留、后期而被严惩。参看金法敏致薛仁贵书的记载，总章元年讨平高句丽后，“<英公>漏云：‘<新罗>前失军期，亦须计定。’”此处的“前失军期”应该是指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十月至十一月新罗军未能及时赶到平壤，据此看来，刘仁愿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被处分的呢？刘仁愿曾在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年初参与了向平壤苏定方所部运送军粮的行动，那么，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十月，李绩在命新罗军携军粮赶往平壤的同时，很可能也给刘仁愿下达了类似的命令。此外，据《三国史记》记载，“（公元667年）十二月，<唐>留镇将军<刘仁愿>，传宣天子勅命，助征<高句丽>，仍赐王大将军旌节。”刘仁愿迟至十二月才来传敕命、赐旌节，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刘仁愿早已经受领了向新罗王金法敏传敕命、赐旌节的任务，但是中途接到李绩的命令，携军粮赶往平壤，可能因为道路崎岖，或是遇到了阻击、袭扰，或是百济故地形势不稳，刘仁愿也错过了军期，赶到平壤的时间比新罗军还晚，等到刘仁愿到达的时候，不但郭待封早已撤走了，就连新罗军也撤退了，所以刘仁愿才在十二月向金法敏传敕命、赐旌节。如果这种推测成立的话，那刘仁愿后来被严惩就可以理解了，由于刘仁愿、金法敏错过军期，导致唐军会攻平壤的计划落空，李绩非常生气，但是当时军情紧急，李绩暂且隐忍不发，等到战争胜利的时候，再进行处置。由于本人手中资料不很充分，在此聊备一说。
                     总之，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唐罗联军会攻平壤未取得决定性战果，各路军队相继撤退。（未完）

              某牛人的人生经历：始从文，连考三年而不中。遂习武，练武场上发一矢，中鼓吏，逐之出。改学医，自撰一良方，服之，卒。
              史官赞曰：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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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鸭绿水之战
                  
              据《资治通鉴》记载，“绩既克大行城，诸军出他道者皆与绩会，进至鸭绿栅，高丽发兵拒战，绩等奋击，大破之，追奔二百馀里，拔辱夷城，诸城遁逃及降者相继。”
                  
              李绩攻克大行城后，其他各路唐军，如郭待封、薛仁贵等，相继与李绩会合。北线唐军会师，力量大增，而高句丽经过几场大战，精锐损失惨重，此后的战斗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会师后，李绩进攻鸭绿栅，击败高句丽守军，渡过鸭绿水，接着追击了200余里，攻克了辱夷城，本文上面已经分析过，辱夷城在现在朝鲜永柔境内，距离平壤不远。这时，高句丽已呈现出土崩瓦解之势，诸城纷纷投降和逃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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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平壤之战
                     攻克辱夷城之后，诸道唐军开始向平壤进发，“契苾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绩军继之”（《资治通鉴》）。
                     这里想说明一点，据《旧唐书契苾何力传》记载，“绩顿军于鸭绿栅，何力引蕃汉兵五十万先临平壤。”我认为此记载不确。
                  
              首先，李绩当时并未顿兵于鸭绿栅，《旧唐书契苾何力传》提到，契苾何力与李绩共同攻克了辱夷城，而辱夷城在鸭绿水以南，因此，李绩只是随后跟进，没有受阻。
                  
              第二，这里的蕃汉兵五十万似乎有些夸张，契苾何力若真有50万军队，征讨高句丽就不用这么费事了。如果契苾何力还是率领着他的那4部兵马，那么他的部队仍然是8万左右，此外，考虑到泉男生的部队可能跟随着契苾何力，泉男生内附的高句丽军和靺鞨军当有数万人，加总来看，契苾何力率领的蕃汉兵大约有10多万人。
                  
              唐军到达平壤的时间，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是，《三国史记》提到，“（总章元年）六月二十二日，……<仁问>、<天存>、<都儒>等领<一善州>等七郡及<汉城州>兵马，赴<唐>军营。”这说明，在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六月二十二日以前，唐军就已经到达平壤，并在平壤建起了军营。

                     当北线唐军向平壤进军的时候，一度无所作为的南线唐军和新罗军也开始行动了。
                     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下半年进攻平壤受挫后，朝廷开始对南线的唐罗联军进行整合与协调。
                  
              据《资治通鉴》记载，“（总章元年）正月，壬子（二十七日），以右相刘仁轨为辽东道副大总管。”关于刘仁轨的具体职务，各史书记载不尽相同。《资治通鉴》、《旧唐书高宗本纪》只记为辽东道副大总管，新旧唐书刘仁轨传记为熊津道安抚大使兼浿江道总管，《新唐书高宗本纪》记为辽东道副大总管兼安抚大使、浿江道行军总管，而《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则记为辽东道安抚副大使、辽东行军副大总管兼<熊津>道安抚大使行军总管。
                  
              综合以上记载，基本可以确定，刘仁轨当时担任的职务有4个：辽东道副大总管、辽东道安抚大使（或副大使）、熊津道安抚大使、浿江道总管。熊津道是百济故地，浿江道是高句丽浿江（大同江）以南的地区。唐朝此前任命的3位副大总管全都在北线，没有人到南线主持大局，这是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平壤受挫的重要原因，在吸取教训后，高宗往南线派了一位熟悉那里情况的副大总管。刘仁轨的职责大致可以从他的后两个职务中看出来。熊津道安抚大使，其职责大致是安抚百济故地，这明显是在帮助卑列道总管刘仁愿，使其能够放心北上。浿江道总管，其职责应该是攻略高句丽浿江以南的土地，这说明刘仁轨不是只带着指挥机构去的，而是带着一道兵去的，根据本文上面的推算，刘仁轨率领的部队可能在2万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