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祸论”与日中两国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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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黄祸论”的流行高潮时期。

中日两国的甲午之战一方面使西方感受到了日本崛起，另一方面使得他们猜测中国或许会因战败的刺激而奋起效法日本，或者与日本联合甚至接受日本的指导，但无论属于何种情况，都非西方之福。

于是，德皇威廉二世广为人知的“黄祸图”及其后他与俄皇尼古拉二世的通信几乎成为一时的舆论中心。

此后二十余年，“黄祸论”者以中国及日本为对象的言说，大致不外以下数点:

第一，人种对西方构成“威胁”。白种人自以为是“上帝的选民”，血统高贵，智力发达，道德高尚，体形优美；而有色人种或智力幼稚，或顽固守旧而缺乏创造力，不讲卫生，野蛮、落后。

如果白种人与有色人种融合同化，白色人种就会“衰退”。美国人斯陶特就说，“高加索人种(包括它的各种类型)被赋予了超越所有其他人种的最高尚的心灵和最美丽的身体，它高居其余一切种族之上。……不论哪一个种族加入到它里面来，都会对它起破坏作用”，“由于血液退化，种族也将退化。而一个退化的民族既不能指挥在肉体上和智力上具有较高天赋的民族，也不能比这个民族生存得更久”。

斯陶特的话是特指应该禁止中国人与美国人通婚而言的。

在他的认识中，中国人在肉体上和智力上不及高加索人种，但在有色人种中又是“具有较高天赋的民族”。

唯其如此，对白色人种的威胁可能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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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口的威胁。

中国人口众多，在19世纪末已超过四亿，在部分西方人和日本人眼中，中国面积虽大，但相当多的地方不宜生产和人居，因而中国人为了生存，必然四出移民，与其他国家的人争占土地。

早在19世纪初，英国驻马来亚总督拉斐尔斯就危言耸听地说东南亚的华人移民在“建立第二个中国”；19世纪70年代，俄国的巴枯宁胡说中国人因国内“拥挤”而溢出境外，“不仅将充塞整个西伯利亚，而且将越过乌拉尔，直抵伏尔加河边”；②加上中国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强，对生活水平的要求低，因而很容易“抢走白种人的饭碗”，甚至挤占白种人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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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东亚文明的威胁。东亚文明对西方文明而言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西方人认为东亚人不理解、更难以接受民主、自由、平等之类的价值观，顽固、守旧而且蔑视异类。

他们认为中国文明带有一种“原罪”，说“这些人已经达到了四千年的罪恶的顶点，达到了一种文明——这种文明是由于人口过剩产生——的罪恶的顶点”。

更重要的是，东亚文明自成体系，对试图进入东亚的西方文明极力排拒，即使移民境外，也“在一切环境中和一切变化之下仍然保持着他们独有的民族特性”，因此不会被西方文明“同化”。

两种文明难以融洽相处，而且最终会使西方文明“丧失生气”。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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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经济发展和政治独立造成的威胁。

19世纪晚期，日本工业生产的成就已使欧美国家感到恐慌，如果中国也逐步实现工业化，将会使欧美国家的经济贸易处于不利地位，“鉴于中国人在工业方面的优越性，谁会对最后的结局还会有所怀疑呢”④？

尤其是如果“黄种民族在政治上完全解放，他们在现代化武器的配备之下站了起来，他们由于人数数量上的优势，能够把欧洲人和美国人赶出东亚，夺得亚洲甚至世界的霸权”⑤。

这种担忧无疑从反面证明了西方国家无论如何也要保持自己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在政治上要牢牢控制东亚的霸主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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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也是最危险最重大的“军事黄祸”威胁。

西方有人认为，“军事的黄祸和经济的黄祸是密切联系的。庞大的和日益增长的亚洲人口将迫使他们从事扩张，而为了扩张他们将进行战斗”。

为此，他们作了简单的兵力测算，说“四亿五千万人口的欧洲有五百万武装人员。人口比欧洲多一倍以上的亚洲，能够轻而易举地维持八百万名陆军”，“这就是东亚日益成长的力量，这个力量在几年之内就要把英国赶出印度和澳大利亚，把法国赶出印度支那，把荷兰赶出荷属东印度。

而在此之后，就要并吞西伯利亚，最后则压服俄国本土，再一次像1241年那样把难以数计的蒙古军队带到德国边界上”。⑥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尤其是美国出现了一大批“未来战争小说”，虚构日本军队或日中联军在中亚、南洋群岛、澳洲、甚至在太平洋和美国西海岸与西方军队大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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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在德皇威廉二世炮制“黄祸图”的1895年春夏，也正是中日之间签订《马关条约》前后，日本有一部分“志欲败和局，全吞中国”的狂人，大肆喧嚷“中国人种”的威胁。

其中最突出者是竹越与三郎（亦号竹越三叉）。

他的著作《支那论》中有“中国人种侵略世界”一节，文中丑化中国历史，夸大中国的人口和移民问题，鼓动日中对抗。

书的结尾处让人触目惊心的一段话是:“中国人之势力如此之可畏，浸假彼异日能举动自由，纵氾横溢，**本何能当其冲乎？……中日国民之争者，直如英俄、英法之争耳，盎格鲁萨克逊与拉丁人种之争耳。今日之必争者，理也，势也，人种的也，国民的也，国家的也。至争根深结，则生死的也。今不计此要重之的，而徒用‘东洋’二字之地理空名，以养百千年之深忧大患，果何益哉？”⑦

竹越与三郎撰写此书，不仅是要反对日中两国在甲午战后的“和议”，夸大中国对日本的威胁，强调日中关系只能是生死之争，而且其思想深处显然是要附和西方的“黄祸论”，把日本与日本人同“东亚”、“亚洲人”、“黄种人”区分开来，即从人种和地缘的连带性中摆脱，暗示“黄祸”专指中国人，体现了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视中国为敌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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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要改变日本人种所属的学者是田口卯吉。

他的《日本人种论》开头就说，“称**本人种为蒙古人种即黄色人种的一部，和中国人种相同”，“乃是沿用欧洲人轻率地定下来的人种分类法”。

他通过语言、容貌、骨骼的比较，得出了“大和民族和中国人不同种，而和印度、波斯、希腊、拉丁等同种。因此以余所见……黄祸论为完全无根之流言”⑧的结论。

田口卯吉这种不从道义是非以及现实中“谁在威胁谁”的问题本质出发，而只辩说“日本人种与中国人种不同”，其根本之意不在“破黄祸论”，而在建立“日本人种优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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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村鹰太郎在1913年出版了《日本太古小史》，为了论证日本人种“西来”说，他来了一个快刀斩乱麻的地理位置大挪移。

按照他的说法，中国古代史书中出现的中国东北、朝鲜和日本的地名，统统在欧洲和北非，如“奴国”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东部阿尔果利斯国之阿尔果斯府”；“末卢”在希腊南部；“韩国”是“伽拉即意大利北部之总称”；“狗邪韩国”在“意大利南部之东边”；“带方郡”是“凯尔特人之国”，“是古代奥地利、德意志、法兰西一带之名称”等等。

由此顺理成章得出了“倭人传中之倭女王国，就是吾等日本人在太古占据欧亚之中心埃及，意大利、希腊、阿拉比亚、波斯、印度、暹罗等均属我国版图”⑨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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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知道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是由于鄙视亚洲落后，不屑与中国、朝鲜为伍，因而要与欧洲人为友，从生产方式、经济和政治制度乃至思想文化上“脱亚入欧”。到田口卯吉等人则更进了一步，要从人种上“脱亚入欧”了。

不过，他们的这一辩解并非所有的日本人都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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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政界举足轻重的大隈重信也加入了有关讨论，但是他不同意日本人种“西来”说。

1905年冬，他在一次演讲中说，“有人说日本人是亚里安种族。亚里安就那么高贵？我等不能没有怀疑。无论怎么说，我们的血跟亚里安不同。”

到了1913年，他在《经世论续篇》中把白种人与有色人种尤其是日本人作了对比，认为无论是“颜色”、“容貌、姿势、举止动作”，以及“身长”、“脑容积”，总起来说就是在“体力和智力”上，“有色人种到底不及白人”。

那么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日本民族到底有无自救之术呢？

他的回答是，日本人最后可以依靠的，就是“以天皇为中心的万世一系”的“国体”，这是“我民族成为世界上的优胜者的最后力量”。⑩

由此可见，大隈在民族竞争问题上的思考，不是诡辩地把日本人说成西来的亚里安种属，甚至还从“事实”上承认黄种人尤其是日本人自己的劣势，目的是强化日本人的危机意识，告诫日本人不要用种种“日本新人种说”自欺欺人，而忘掉了自己的“根性”。

为了补偿日本的劣势，大隈搬出了日本的“国粹”，即信仰和制度上“万世一系”的皇国主义，把人种学的问题巧妙地过渡到了政治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