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与近代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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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挥霍不起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京）1999年01期，第37～46页

陈其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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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章太炎对传统学术有很高的造诣，接触西方新学理后，能“以新知附益旧学”，因而曾提出修撰《中国通史》计划，冀图达到叙述社会进化、启导方来的目的。《订孔》、《清儒》诸文，总结清代学术演进的脉络，对于中国学术史、制度史提出诸多创见。他撰写的宣传**思想的名文，更强烈地跳动着本世纪初时代的脉搏。因此，章太炎对史学近代化作出过贡献。然则又应看到，章太炎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因而导致他晚年退守于经学家的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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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新史学”思潮相合拍

章太炎（1869——1936年）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姚人。早年在杭州诂经精舍从古文经学家俞樾学习经史。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宣传被清政府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立志**。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书》和替邹容《**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6年出狱后由孙中山迎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他所发表的文章充满战斗精神，“所向披靡，令人神往”。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受张謇拉拢，散布“**军起，**党消”的言论。1913年因反对袁世凯包藏祸心，遭袁禁锢，袁死后被释放。“五四”运动后主要从事讲学，“退居于宁静的学者”。（注：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事变发生后，曾通电全国抗战，谴责蒋介石“剿共”卖国政策，保持了爱国主义的晚节。主要著作有《訄书》（1914年经增删后改题为《检论》）、《国故论衡》、《太炎文录》等，后来编入《章氏丛书》及其续编、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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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二十世纪初年，中华民族要救亡，中国要进步，只有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革圡命人物十分重视运用历史知识作宣传、教育工作，以大量的中外历史知识作有力根据，论证革圡命是历史的必然，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因而有力地帮助民众提高觉悟，认清武装斗争、推翻清朝才是唯一的出路。章太炎是宣传革圡命历史思想的出色人物之一。他所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圡命书》是革圡命阵营发出的雷霆之声。前此，康有为发表了一篇公圡开信：《答南北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圡命书》，坚持君主立宪，攻击孙中山领导的革圡命运动，在华侨中造成恶劣影响。章太炎针锋相对地写成此文，于1903年印为小册子发行，并由当时任《苏报》主笔的章士钊节录后在《苏报》上发表，对康有为诋毁革圡命的言论予以有力的反击。《驳康有为论革圡命书》气势磅礴，一开始就指出康有为写公圡开信是向清延献媚，“非致书商人，致书于满人也”。而康氏早有“圣人”的虚名，他的言论更有欺骗性，“乃较诸出于贱儒元恶之口为尤甚”，所以必须痛加驳斥，以正视听。他揭露清廷经济上“行其聚敛”，政治上屡兴文字狱，为害酷烈，“万国所未有”，证明人民为了摆脱二百多年来当满洲贵族奴隶的地位，起来实行革圡命之必要。针对康有为“革圡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的谬论，章太炎引证西欧、日本历史说，不但革圡命要流血，立宪也要流血，上书奏请是得不来的，“使前日无此血战，则后之立宪也不能成”。进而指出，革圡命能开发民智，造就人才。美国发起独立战争时，事先并不知道有华盛顿；中国革圡命起来了，也能造就自己的杰出人物。他又以李自成为例，开始时，“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圡命观念，然声势稍增，而革圡命之念起”，均田免赋等思想就是在革圡命过程中产生的。他响亮地喊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圡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圡命去之。革圡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朴泻兼用之良药！”章太炎还指出康有为希望依靠光绪帝的力量以实现立宪，是绝对不能实现的幻想，因为戊戌维新的事实已经证明，纵使光绪帝本人诚心变法，也无法改变整个满洲贵族的腐朽局面：“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籍日其出于至公，虽有满汉畛域之见，然而新法犹不能行也。何者？满人虽顽钝无计，而其怵惕汉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虽无太后，而掣肘者什佰于太后；虽无荣禄，而掣肘者什佰于荣禄。……往者戊戌变政，去五寺三巡抚如拉枯，独驻防则不敢撤。彼圣主之力与满洲全部之力，果孰优孰绌也？”（注：《驳康有为论革圡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94—204页。）章太炎代表革圡命派彻底否定满州皇朝的统治，直斥光绪帝为“载湉小丑”，这在千百年来封建专制统治下所形成皇权统治绝对神圣的观念中，简直如晴天霹雳，尤其在知识界和市民中产生了强烈反响，这封信一刊布，“上海人人争购”，而清廷达官贵人和一些保皇派人物则惊得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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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倡“国粹”与鼓吹民族主义

章太炎是晚清国粹派著名的倡导者。在本世纪初，国粹派的活动很有声势，他们在政治上是资产阶级**派的一翼，主张排满**，在学术上，大力鼓吹民族主义。并以研究和评论历史作为其重要阵地。国粹派兴起的深刻原因是对于西方文化冲击产生的反应，而这一思潮在本世纪初产生，又因受到日本出现的保存国粹以对抗欧化主义的思想主张所影响。1905年，邓实、黄节、刘师培等在上海成立以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国学保存会”，出版《国粹学报》，编印丛书。章太炎在上海出狱，逋抵日本，就在东京留日学生欢迎大会上提倡“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其后，在他主编的《民报》上连续发表宣扬“国粹”的文章，并在《民报》内设立“国学振起会”，与国内的《国粹学报》相呼应。国粹学派这种颇大的声势，一直保持到辛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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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主张的民族主义，是同其强烈的“排满”观念密切相联系的，它同孙中山的**主张，只是在“推翻满清”这一点上相一致。在民族观上，孙中山诚然比章太炎正确和进步得多，孙中山提倡“五族共和”，明确主张**后汉、满、蒙、回、藏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复仇和歧视。他一再申明：“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注：《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页。）在民族思想上，孙中山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新中国实现的全国各民族大团结，正是对于孙中山这一正确主张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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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上述保存封建旧制度的主张和狭隘的民族观，都是在排满**的浪潮中提出的，但从理论价值言，却与民主**和中国社会近代化、学术近代化的趋势相违背。国粹派人物大多带有严重的封建性弱点。黄节撰《国粹学报序》，明白地主张宣传国粹的目的是光复周公、孔子之学。邓实虽曾批评儒学是“利君不利民”的君学，但他又称封建的礼法伦纪是“国魂”，认为“三代之政”比后世都好，主张“一复古政”。刘师培则因为在东京争不到同盟会干事职权，导致投降变节，堕落为清廷的侦探。辛亥**以后，国粹派保守、落后以至反动的一面就更加突出了，而最终汇流到民国初年复古主义的逆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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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可以为本文作一简单的小结：

本世纪初年，在中国社会近代化趋势的刺激下，中国史学近代化也正式展开。中国史学历来在传统学术中占据重要地位，进步史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史学贴近社会现实的优良传统，历史学家重视观察政治兴废、学术变迁规律的“通识”，这些都成为史学近代化的内在基础和内在动力。中西文化接触，西方进步史学思想的输入则是重要的外部条件。以上数项，时代条件，传统学术的精华和潜能，外来文化输入多种力量交互作用，加上近代有识史家的大力倡导、推动，使中国史学近代化在其正式发动之时，便来势迅猛，不可阻挡。但事情的另一面是，中国封建势力又极其强大，封建思想文化更形成沉重的积淀和巨大的惰力，对史学近代化产生制约和滞后作用。因此而形成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呈现波澜起伏、曲折复杂的特点，不同史家因其对固有文化的不同态度和接受外来文化的不同程度，在史学近代化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学术个性更迥然而异。梁启超和章太炎都是二十世纪初史坛的著名人物，两人的学术特色和作用便大不相同。梁启超虽有“浅尝多变”的弱点，但他一向对新事物感觉锐敏，热情宣传新思想，在哲学上他经由原先崇尚公羊朴素进化观到接受和服膺西方进化论，并以进化论和国民意识二者作为倡导“新史学”的理论基石，提出了一套激烈批判旧史，初步规划以“民史”为中心、叙述人类社会进化公理公例、激发爱国思想、直接服务于救亡图强事业的“新史学”之理论体系。他又撰成《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以其合乎科学的方法、体系性、批判精神和析理深度，成为近代第一篇新型史学研究的模范之作，生平极少许人的章太炎也曾评价此文“真能洞见社会之沿革，种姓之蕃变者”（注：见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所引。）。因此，梁启超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中居于倡导者、奠基者之确然不拔的地位。章太炎对传统典籍有渊博学识，谙熟朴学家考证方法，尤其对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有很高的造诣。接触西方新学理后，能“以新知附益旧学”，（注：梁启超语，见《清代学术概论》第28节，《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9页。）因此曾提出修撰《中国通史》的计划，冀图达到叙述社会进化、启导方来的目的。《订孔》、《清儒》诸文，反对向孔子顶礼膜拜，正确评价孔子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总结清代学术演进的脉络，对于中国学术史、制度史提出诸多创见。他撰写的宣传**思想的名文，更强烈地跳动着本世纪初年的时代脉搏。因此，章太炎对于史学近代化也作出了贡献。然则，我们又应看到，章太炎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因而在提出一些卓见的同时，又有严重的保守、复古的倾向。如何认识民族关系是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对此，章氏一直坚持“排满复仇”的狭隘观点。而梁启超从历史进化观出发，却能以平等的眼光研究国内各民族的形成和相互关系，并得出“即如我中华族（汉族），本已由无数支族混成，其血统与外来诸族杂糅者亦不少”的结论。（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6页。）梁启超属今文学派，却能相当客观地评价章太炎的学术成就，认为章氏著述中论文字、音韵诸篇，“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一大成功也。炳麟用佛学解老庄，极有理致，所著《齐物论释》，虽间有牵合处，然确能为研究‘庄子哲学’者开一新国土。”“盖炳麟中岁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矣，其影响于近年来学术界亦至巨”。（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70页。）相比之下，章太炎却因谨守古文学派家法之结习甚深，对于今文学派的学术成就往往武断地加以排斥，又不相信甲骨文和金文，因而晚年退守于经学家的藩篱。评论这些问题，当然不是要苛求于前人，而是冀求对评价章太炎本人在学术近代化的时代潮流中的历史地位提供参考，并希望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总结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成就、途径、特点和历史教训。

被烤焦的小叶子

不知道为什么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一般都对当时的政府不满
也许他们是为了沽名钓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