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从援越抗法到争取印度支那和平的政策演变

中华笑天

印度支那这时的军事形势明显地对越、老、柬三方有利。 还在1953年秋天，中亇共中央就根据所获得的法国印支远征军总司令纳瓦尔的军事计划，向越方提出了首先消灭莱州地区之敌，解放寮国（老挝）北部和中部，然后逐步将战场推向寮南部及高棉（柬埔寨），威胁西贡的战略方针。中国军事顾问团并据此制定了以夺取整个西北地区为目标的冬季作战计划。纳瓦尔显然也意识到越南西北地区的战略价值，因而不惜孤注一掷突然派6 个营空降到越南西北靠近老挝边境的战略要地奠边府，进而陆续增加兵力，开辟机场，构筑工事，囤积军事物资，构成坚固防御的集团据点群，同时增兵上寮，派6个营窜占孟溪、孟夸等地，建立起连结上寮和奠边府的南乌江防线。法军的这一行动正好为集中力量准备西北作战的越南人民军提供了一个歼敌的机会。中越双方迅速商定了奠边府战役计划，并毫不迟疑地将在中国境内装备训练的人民军榴弹、高炮部队，连同人民军原有炮兵、工兵部队，陆续调往奠边府周围。与此同时，人民军其他部队按照预定计划分别大举南进。到2月中旬，人民军向上、中、下寮和西北部的攻势都获得了很大成功，基本上实现了预定的打通印度支那南北战略交通线的计划，并控制了越南通向老挝和柬埔寨的6、7、8、9、12、19号等六条东西向公路，法军在印度支那的战略交通线大多被切断，这样一来，其在奠边府投入的大量兵力，不可避免地成了瓮中之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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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边府战役对于越南在日内瓦会议上取得外交主动权，迫使法国政亇府同意划界停战，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3月13日，战役打响。 中亇共中央军委密切关注，随时帮助人民军解决各种问题，包括调派工兵干部赶赴前线，帮助挖暗壕用炸亇药摧毁敌军据点，临时增援一个火箭炮团共24个炮营以及调集大批汽车帮助运送战役所需的大量弹亇药、器材和粮食等。毛亇泽东的态度很明确：非打痛法国人不能解决问题。越南人民军不仅必须准备拿下奠边府，迅速占领老挝琅勃拉邦，而且要准备日内瓦会议万一没有结果，好夺取河内，进攻西贡，解放整个印度支那。（毛亇泽东文稿，第474—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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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之后赶往广西柳州参加预定的中越两党会谈。会谈3日开始，5日结束，3天里共开了8次会议。根据武元甲的报告，奠边府战役以后，形势对越南极为有利。敌军虽仍有47万人之多，但包括法军在内的远征军仅19万，24万是越南伪军，老挝军仅2 万人左右，高棉军仅15 000人左右。印度支那抗法力量已达到30多万人。敌军力量主要在越南，有40万左右，越北有18万，五联区有8万， 南部12万均系伪军，而越南人民军则为28万人，主要集中在五联区和中北部，实际力量对比强于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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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时解释说，大家都清楚，即使美国不干涉，解放全越南至少也需要三年时间。何况美国在干涉方面已经动员了半年。现在吴庭艳上了台，更值得注意。因为其言论表现完全亲美，实际是美国在指挥一切，因此美国帮助南越伪政权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我们所提方案要求过高，不能达成和平，美国势必会干涉。朝鲜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美国的增援，其增援速度之迅速，出乎意外。中国加上去，也只能打个平手，不能取胜。现在印度支那又是这样一种情况。一旦美国卷进来，我们靠军事手段拿不到越南，条件只会更困难，甚至连现有的局面都可能保不住。考虑到这些情况，恐怕还是用和平的方法取得全越南好些。因为印度、缅甸、印亇尼这些国家看来也不反对将来由越南民亇主共和国来统一越南。所以，在越南举行选举的可能性比朝鲜还要多些。况且战争还会促使老挝和柬埔寨倒向美国，使法国强硬派重新上台，并把英美推到一起去，搞东南亚条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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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的话等于做了结论，与会者一致表示赞成。当晚，中越双方有关人员连夜准备文件，第二天大家逐条讨论修改，很快通过了《关于日内瓦会议的方案和谈判问题》的会议文件。次日，越南党中央即将会议确定的谈判方针和划区方案通知了留在日内瓦的范文同。通知说明，目前谈判的指导思想是采取积极推动的方针，不宜消极等待。具体方案是：在越南仍争取以16°线停战，考虑到16°线以北的9号公路是老挝出海必经之地，对方可能不会让步，故可在16°线的基础上略做调整；在老挝则争取把靠近中国和越南的桑怒和丰沙里两省划为抵抗力量的集结区；在柬埔寨则只能争取政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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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越南、 老挝和柬埔寨实现停止敌对行动的和平协议正式签字。这几项协议除了规定分界线以外，还就国际监督、法军南撤和越南人民军北撤、两年后在全越南范围举行普选、老挝抵抗部队可在桑怒、丰沙里两省集结、柬埔寨抵抗部队复员遣散，以及老、柬一年后实行大选等问题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日内瓦会议文件汇编，第260—269页；新华月报，1954年第8期）新中亇国政亇府在日内瓦会议上争取印度支那和平的努力至此算是按照预期的目标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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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新中国而言，它对印度支那的政策转变中仍旧存在着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这里面尤其需要检讨的，就是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的关系问题。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背景，任何一个政亇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都难免会掺杂进执政党本身的意识形态因素，从而使其政策带有某种政治倾向性。但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目标，与现实政策作为一种追求实际利益的方式和手段之间，毕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把两者混淆起来，或者在政策考虑中过多地加入意识形态的因素，势必会造成政策功能的紊乱。如果说，一个强势政亇府在国内政策制定过程中较多地加入意识形态的考虑，通常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感觉到其副作用，并且这种副作用通常也更多地表现在政策层面上的话，那么一个弱国在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过多地加入意识形态的考虑，它所带来的副作用往往很快就会显露出来，并且难免还会引来道德层面的问题。这是因为，国内政策所面对的只是在一个利益统一体内的不同利益关系，而对外政策所面对的却是利益完全不同的主亇权国家。前者只要政亇府处于强势状态，目标与手段的混淆可能极大地改变现实的利益关系，但它们对统一体本身的影响却是相对缓慢的，对不同利益关系的这种改变可能带来的道德问题也很容易淹没在强势文化的政治背景之中。后者却完全不同。由于事实上不存在利益统一体，把不同利益主体相互间的某种意识形态联系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必定会带来道德层面的问题，即当出现不同的利益需求时，为自身暂时利益的考虑是否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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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存在这样的疑问是很自然的。一个距离我们最近的例子，就是1945年8 月抗战结束之际斯大林要求毛亇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谈这一事亇件。比较日内瓦会议对印度支那三国问题的解决办法，斯大林当时可能更希望中国能够用老挝那种方式解决问题。他的基本看法也是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和战后要求和平的国际环境，共产亇党不可能用战争来完成解放国家的任务，它甚至还没有达到可以与国亇民党划界言和的程度，因此需要转而采取和平民亇主的斗争方式。这件事让毛亇泽东非常生气。而以后的事实也证明，斯大林所设想的和平民亇主没有出路，共产亇党仍旧需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因此，毛亇泽东终其一生都对斯大林这一干预耿耿于怀，并从道德层面给予严厉的批评，称斯大林此举是“不许革亇命”。严格地说，上述两件事是颇为类似的。把日内瓦期间周恩来的做法与斯大林当年的做法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共产亇党人通常更难把意识形态的目标与现实利益的政策考量严格地予以区别。

中华笑天

21   Zhai Qiang， “Transplanting   the   Chinese   Model：   ChineseMilitary Advisers and the First Vietnam   War， 1950- 1954，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No.57，October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