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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 《周武王的在位年数和生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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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28 12:31:5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自 江苏苏州
《周武王的在位年数和生卒年》
作者:谭晓斌

武王的在位年数,尤其是克商后的在位年数,真是异说纷纭。

文王在位五十年,元年相当于西元前1099年,五十年相当于西元前1050年,这一年也是他的受命七年。

武王即位后,继续使用文王的纪年,受命八年也就成了他的元年,受命十一年起兵伐商,受命十二年克商,受命十三年去世,在位六年。

《尚书•序》说,“武王克殷,以箕子归,作《洪范》”,《洪范》篇说,“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

《逸周书•大匡解》说,“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监。东隅之侯咸受赐于王,王乃旅之,以上东隅”;

《逸周书•文政解》说,“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开宗循”;

《逸周书• 作雒解》说,“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于殷,俾监殷臣。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肂于岐周”。

由此可知,武王在受命十三年的十二月去世。

但是,后人免不了会把文王受命八年当作武王即位后的八年,从而引发严重的错误,例如,《吕氏春秋•孝行览•首时》称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

《礼记• 文王世子》说,“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成王幼,不能莅阼,周公相,践阼而治”。

文王在受命七年去世,如果他当时的年龄是97岁,那么到了受命十三年,是103岁,而武王是93岁,父子二人相差十岁,中国古代讲虚岁,出生即一岁,武王出生时,文王11岁,算周岁的话,还得减去1到2岁,然后武王93岁去世时,其子成王却“幼”,这显然是不可信的。

《逸周书•度邑解》提到武王克商后,和周公的一次交谈,其中有“惟天不享于殷,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飞鸿满野。天不享于殷,乃今有成”之语。

《国语•.周语上》说,“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

武王口中的“夷羊在牧,飞鸿满野”是商朝灭亡的征兆,发生在六十年前,当时他还没有出生,武王名“发”,所以他说“发之未生”。

《竹书纪年》中记载了武王的年龄,虽然该书未能流传下来,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佚文中恰好有这一信息。

南朝萧梁时的陶弘景在《真诰》中引《竹书纪年》说,武王“年四十五”。

但是,南宋罗泌在《路史》中引《竹书纪年》说,“武王年五十四”,宋元之际的金履祥在《通鉴前编》中也引《竹书纪年》说,“武王年五十四”。

考虑到陶弘景所处的时代早于罗泌数百年,更能看到讹误较少的版本,以及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少,周公辅政七年等情况,应以“年四十五”为是。

“四十五”在后世传抄的过程中产生了倒文,变成了“五十四”。

由武王享年四十五岁往前推算,可知其生于文王十二年,相当于西元前1088年。
(2020年10月21日)
发表于 2021-3-28 13:31:50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江苏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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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3-28 13:31:50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江苏苏州
《周成王康王昭王纪年考订》
作者:谭晓斌


纪录片《寻找失落的年表——夏商周断代工程》非常有趣,说中华文明的时间记录只到西元前841年,迈过西元前841年这道门槛需要什么条件呢。

当然,这很无知。其实,看一下《史记•鲁世家》,便可十分轻松地跨越这道门槛了,因为除了第一代伯禽,其他国君的在位年数都有记载啊,鲁真公十四年相当于西元前841年,拿个计算器,动动手指头,一张在此之前的年表就出来了,可以一直到鲁考公元年,相当于西元前997年。

鲁考公继承了伯禽的国君之位,因此伯禽的去世之年,相当于西元前998年。

我认为,武王克商之年当西元前1045年,武王卒年当西元前1044年,所以成王元年当西元前1043年。

伯禽元年当成王元年,可得其在位四十六年。

毫无疑问,在西周诸王在位年数不明的情况下,我们的西周年表完全可以使用鲁纪年嘛。

西汉的刘歆在《世经》中推算的武王克商之年相当于西元前1122年,周朝有867年,《汉书•律历志下》收有相关内容。

刘歆说“自周昭王以下亡年数”,所以他使用了鲁纪年,与《史记•鲁世家》相比,有三位国君的在位年数不一样,鲁武公少了7年,鲁献公多了18年,鲁炀公多了54年。

刘歆认为武王“克殷之岁八十六矣,后七岁而崩”,成王在位三十年,不含周公摄政的七年,成王亲政的元年是“命伯禽俾侯于鲁之岁”,这当然是很荒唐的。但是,他说“鲁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就很有意思了,考虑到他说过的“自周昭王以下亡年数”,想必他手上的资料中有成康二王的在位年数。这样看的话,成王在位三十年是可信的,当然,这个“三十年”是包含周公摄政七年的。

《覐公簋》铭文云:“覐公作妻姚簋,遘于王令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

铭文中提到的“唐伯”名叫“燮”,他是唐叔虞之子。唐叔虞是成王的弟弟,封于唐,所以他是第一代唐伯。燮是第二代唐伯,在位期间,由唐迁晋,就成了晋侯。

“廿又八祀”无疑是成王的纪年。

既然铭文中说燮由唐迁晋发生在成王二十八年,那么《夏商周断代工程》将成王的在位年数定在“22”是错误的。

《尚书》中的《毕命》作于康王十二年,其中提到了周公辅佐成王,将“殷顽民”迁徙到洛邑,到这一年,已经过了“三纪”。

一纪是十二年,“三纪”就是三十六年,如果成王在位二十二年,那么全部加起来也才三十四年,康王不可能说出已经过了“三纪”这种话。

武王去世后,周公摄政,武庚等人发动叛乱,周公东征三年,平定了叛乱,然后将一部分“殷顽民”迁徙到了洛邑。

如果成王亲政前加上亲政后共计三十七年,那么到了康王十二年,此次迁徙事件过去了将近“四纪”,康王不该强调过了“三纪”,应该强调将近“四纪”。

把这些信息结合起来分析,可知成王亲政前加上亲政后共计三十年是可信的。

《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说,周康王“在位二十六年,崩”。

《帝王世纪》的作者是魏晋之际的皇甫谧,《竹书纪年》是在晋武帝时出土的,《晋书》中对其出土的时间有三种说法:咸宁五年(279年)、太康元年(280年)和太康二年(281年)。但是,不管怎样,皇甫谧都无法看到该书,因为他在太康三年(282年)去世了,而朝廷组织的学者对竹简的整理和考正的工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南朝刘宋时的裴骃在《史记集解》中提到了皇甫谧的观点,说,“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又说,“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

毫无疑问,皇甫谧的这些观点来自刘歆的《世经》。

在刘歆著《世经》时,手上显然有成康二王的资料,含有成王在位三十年、康王在位二十六年、伯禽在康王十六年去世等内容。虽然他错误地认为成王在位三十年不含周公摄政的七年,但是他又错误地认为成王亲政的元年是“命伯禽俾侯于鲁之岁”,因此伯禽在位四十六年被他说对了。

《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康王的在位年数定在“25”,少了一年。

《太平御览》引《竹书纪年》说,“昭王在位五十一年”,这是皇甫谧根据《世经》中的鲁纪年推算出来的。

由于刘歆把鲁炀公的在位年数从“六”夸大到了“六十”,因此皇甫谧推算昭王的在位年数时,也跟着得到了“五十一”这个夸张的数字。

来自《竹书纪年》中的信息显示,昭王在位十九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从之,这是没有问题的。

据《竹书纪年》,昭王十九年出现了“天大曀,雉兔皆震”、“夜有五色光贯紫微”等异常现象。

西元前969年7月12日发生了日食,毫无疑问,《竹书纪年》中的相关记载便是与此有关。

成王元年,相当于西元前1043年;
成王三十年,相当于西元前1014年;
康王元年,相当于西元前1013年;
康王二十六年,相当于西元前988年;
昭王元年,相当于西元前987年;
昭王十九年,相当于西元前969年;
(2020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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