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试论明与后金对蒙古降人的安置敲黑板敲黑板

浪子回头ff

2、后金对蒙古降人的安置

　　 为增强实力，抗衡强大的明朝，努尔哈赤也积极收纳蒙古降人，实行“善待来者”的招抚政策。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后金相继攻陷沈阳、辽阳及辽河以东70余堡后，后金与喀尔喀五部全部接界，这样一来，投奔后金蒙古降人日益增多。《满文老档》记载，天命六年四月，“巴林部贝勒杜楞属下十八户，一百二十男丁，携马五十匹，牛四百一十头，羊千只逃来。”(32)五月，“巴约特部恩格德尔额驸之弟蒙果尔台吉率子女、畜群及属下三十户人来归。”(33)六月，“巴林部贝勒杜楞之子阿玉希及古尔布什、萨特塔尔三台吉所属蒙古一百六十户来归。”(34)七月，“有喀尔喀贝勒卓里克图(明称粆花)属下六十户来归。”(35)此时的蒙古降人多来自与后金比邻的喀尔喀蒙古，且以散户为主。每逢归附的蒙古人数量多时，努尔哈赤都会“亲御衙门，宴所来之逃人”，(36)以示对他们到来的重视。特别是天命六年十一月，喀尔喀蒙古莽果尔台吉、古尔布什台吉等率其子女、畜群及属下来归，努尔哈赤更是给予极高的礼遇：派大贝勒代善“出汗城，迎于五里外，宰四牛四羊宴之。入城后，下榻于汗衙门，并设大筵宴”。(37)并赐厚赏。据载：
各赐貂裘三、猞猁狲裘二、虎裘二、貂裘二、狐裘一、貂镶朝衣五、镶獭裘二、镶青鼠裘三、蟒衣九、蟒缎六、缎三十五、布五百、金以两计者十、银以两计者五百、雕鞍一、沙鱼皮鞍七、玲珑撒袋一、撒袋兼弓矢者八、甲胄十、童仆、牛马、房舍、田亩及一切器具等物皆备。上以女妻台吉古尔布什，赐名青卓礼克图，给以满洲牛录一，凡三百人，并蒙古牛录一，授为总兵。又以族弟济白里杜济获女，妻台吉莽果尔，亦授为总兵。(38)

北理一名

可见，赏给东西不仅种类齐全，且数额相当可观。除此之外，后金还按月发放粮米钱物，规定：“每一蒙古男丁，月给米一斗及银二钱。”(39)以保证蒙古降***常生活。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传谕沿边各堡台人“凡(蒙古)逃人及携带妻孥、牛羊来归之人及汛地之人，即令入境，恐其为敌兵追获”。(40)这为蒙古降人迅速进入后金敞开了便捷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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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七年，努尔哈赤率兵破西平堡，占领广宁，继喀尔喀蒙古之后，游牧于广宁边外察哈尔的兀鲁特部因不满其主林丹汗的压迫，开始归附后金。正月初四，“兀鲁特部一丧夫之福晋，率其幼子及四百六十人，携牛五十八头，马四匹来归顺”，努尔哈赤对兀鲁特来投福晋等极为重视，给予精心安置，下令将兀鲁特部福晋“妻于汗子汤古岱阿哥”，又给福晋及其随从大量的赏赐。(41)努尔哈赤此举起到很好的效果：二月十六日，“兀鲁特部明安、索诺木、揣尔扎勒、噶尔玛、昂昆、多尔济、顾鲁、绰尔吉、奇布塔尔、青巴图鲁等十贝勒率妇孺及一千男丁”，举部“逃来广宁城”，努尔哈赤亲自“御衙门，以迎来之礼宴之”，(42)并告诫来投察哈尔蒙古兀鲁特部诸贝勒云：“今尔等远来归我，贤良之人者，嘉其贤而优待之；即是无才之人，亦因其归顺而思养之。勿萌邪恶盗伪之心，若存邪恶盗伪之念，即以我法度处治也。”(43)二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传谕满洲八旗诸贝勒：“由兀鲁特来归之蒙古贝勒、大臣等，著选不愿游牧，欲随诸贝勒来村居住的朋友，与我贝勒等同来。”同时与诸贝勒一同前来之人，“若有妻孥，可令前来。凡携妻孥前来者，皆可信之人，加以豢养。”(44)三月二十六日，自察哈尔来归之兀鲁特诸贝勒经由广宁至辽阳，努尔哈赤“遂以来归之礼，由八旗宰十牛，设筵百席，带至筑新城之地，大宴之。”(45)这充分体现了后金对蒙古降人积极的安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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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不仅对归顺的蒙古降人进行妥善的安置，还采取了设旗、联姻和盟誓等政策。天命七年三月，喀尔喀与兀鲁特诸贝勒率部主动归降，努尔哈赤对其优待，没有将他们同先前来归的蒙古降人一样，以蒙古牛录的形式编入满洲八旗下，而是仍令他们统领部众，建立具有相对独立的蒙古二旗，即喀尔喀旗和兀鲁特旗，以便使满蒙双方贝勒“和睦相处，友好度日”。(46)在此基础上，努尔哈赤传谕满洲八旗与蒙古二旗的诸贝勒间互相联姻，各自成为姻亲，使努尔哈赤子侄与蒙古诸贝勒结成姻亲。《满文老档》记载：
汗之亲家为卓里克图之子鄂勒哲依图、揣尔扎勒、噶尔玛，索诺木、博奉；大贝勒之亲家为莽古勒额驸之父子，岱青之子巴音岱、绰尔吉、米赛、伊林沁、额布根、伊斯哈布；阿敏贝勒之亲家为拜兴之子青吉勒、青吉勒之子达赖；莽古尔泰贝勒之亲家为额尔德尼达赖之子多尔济及特陵；四贝勒(皇太极)之亲家为兀鲁特七贝勒中已故龙贝勒正室之子明安之三子昂昆、班第及多尔济；德格类阿哥为奇布塔尔；阿巴泰贝勒之亲家为莽噶泰之子布当、衮济、希尔胡纳克、阿金；岳托阿哥之亲家为威征之子布彦岱。济尔哈朗阿哥之亲家为台吉巴拜；齐桑古阿哥之亲家为古尔布什台吉；多铎阿哥之亲家为布达之子恩额类。(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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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喀尔喀蒙古来投的莽古勒额驸、巴拜台吉、古尔布什台吉分别与大贝勒代善、济尔哈朗阿哥、齐桑古阿哥结为亲家，其他兀鲁特部来投诸贝勒分别与努尔哈赤及其他贝勒结为亲家。与此同时，努尔哈赤与来归蒙古诸贝勒盟誓，共同攻明。天命八年(1623年)七月，以喀尔喀蒙古恩格德尔额驸举部来投后金为契机，努尔哈赤及诸子与来投喀尔喀、兀鲁特诸贝勒对天盟誓。先是以恩格德尔额驸为代表的喀尔喀蒙古诸贝勒盟誓曰：

　　 愿仰赖英明汗为生而来，既来之，则蒙汗怜爱，视如赤子，倘有负汗父眷养之恩，则上天知之。既见恶于父母兄弟而来投，所思一切尽已得之，若不念汗之优宠，逆理而行，则祸患及身，必至灭亡。若秉持忠心，竭力图报，必享安逸之福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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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蒙古兀鲁特部诸贝勒又誓曰：

　　 闻英明汗之名，见恶于察哈尔汗，为仰赖英明汗而来，来之即蒙汗怜悯如子，倘不思汗之眷养，我等蒙古诸贝勒，怀有邪恶之心，则其怀邪恶之心之贝勒，必为上天鉴察，以致祸患及身，若思令汗之眷爱，秉以忠心，则上天眷悯，共享太平之福也。

　　 随即努尔哈赤令诸子誓曰：

　　 上天佑汗，使之与异国蒙古各部贝勒相会，仰体天心，则蒙古诸贝勒即获死罪亦不致身亡。不思天意，则与会之诸贝勒，凡有心怀二志，包藏祸心者，上天鉴察，必降祸患于起事之贝勒，倘能信守对天之盟，仰体上天之意，尽忠尽善，合谋相处，则蒙上天垂祐，世代得享太平之乐也。(49)

　　 最后，努尔哈赤盟誓曰：

　　 凡此来归之诸贝勒若有罪，则与我八贝勒同等视之。死罪则免其死，遣还故地。来归之诸贝勒，尔等于此处结姻立业，凡娶我女之人，当勿以我女为畏，实乃怜悯尔等远地来附，以女妻于尔等而已。岂令尔等受制于女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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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努尔哈赤以满蒙盟誓的方式，加强对来归蒙古诸贝勒的控制。由于后金对喀尔喀蒙古五部与察哈尔兀鲁特部来归的蒙古人成功的招抚并妥善安置，使得蒙古降人接连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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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与后金对蒙古降人安置差异分析

　　 如上所述，虽然明朝与后金都认识到蒙古降人在双方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具体在对蒙古降人的安置态度上则有所差异。

　　 首先，在解决蒙古降人的衣食上，明廷内部存在分歧，意见不一，态度消极。相反，后金上下一致，态度积极，妥善解决了蒙古降人的衣食问题。明朝辽东经略袁应泰虽下檄文于辽东各道，为蒙古降人发放月饷，但却遭到户部郎中傅国和辽东各院道官员的抵制。傅国说：“本奉命以度支金钱养兵，未闻养夷”，认为袁应泰檄文中提出给蒙古降人发放月饷，无疑是“辍军实而赉寇仇”的行为，万万不能答应。袁应泰又与各院道官员商议：“权以皇赏之三百万饷夷也。”各道院官员，“皆不敢应诺”，并加以反对：“皇赏有命曰‘有功者赏’。就食之西夷何功乎?各道亦何敢专予赏?”(51)可见，明朝因在解决蒙古降人的衣食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使辽东经略袁应泰的檄文成为一纸空文，月饷也徒成画饼，最终没能解决蒙古降人生计问题。后金则不然，对解决蒙古降人的衣食问题态度积极，认识一致，措施得力。天命六年十二月，后金规定：凡来归的蒙古降人，“每一蒙古男丁，月给米一斗及银二钱”。(52)随着蒙古降人接连来归，后金也出现“供应粮草，无人主管”的状况。(53)为此，天命七年六月，努尔哈赤设立专门的官员负责此事，并对其职责作了明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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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尔等带所养育之蒙古人至该牛录人祭祀之处，供其食，有酒则供其饮之，至于瓜、茄、葱、菜以及菜园之食物同食，衣衫、布裤易旧新，赐给蒙古之奴仆与包衣阿哈一同兼管，伐薪煮饭等皆令一同操作。或逃或失，由尔等偿之。既已交付尔等养育蒙古，即切勿使之过于劳苦，但亦勿因奉命养育而过于怜惜之，出力当差，善者则称其善，恶者则言其恶，告之于汗。(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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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对于未履行其职责而玩忽职守的官员，给予惩罚。天命八年二月，“参将噶鲁因未糊蒙古房屋之窗户，故罚银七两，以销其功。”(55)这充分反映出后金对蒙古降人的重视。三月，后金又制定了“善待来者”的法令。规定：“查点新来人口，给以田、舍、席、器、斧及锅，妻、奴、衣等诸物，使之筑房并登记征收与赈济库粮等。”(56)以法令的形式保证了蒙古逃人享有相应的待遇。一旦蒙古降人衣食出现问题，后金立即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天命八年五月，住牧在复州的蒙古降人出现饥荒，努尔哈赤得知后，立即作如下布置：“凡可行者，皆遣金州，迁至有粮之地。其他老弱不堪迁往者，则以盖州之二百五十石，分赡之。”(57)为保证蒙古降人的衣食问题，后金又对告发隐匿粮食者给予奖赏，如“蒙古人巴布，首告他人隐匿粮食，索银三十两。”(58)随着蒙古降人前来者日众，后金粮食供应日益紧张。为了防止出现类似上一年的饥荒，努尔哈赤特意致书游牧于复州、盖州的蒙古降人：“留藏种子，以备本年耕种，不再发给尔等新粮，无牛之人，以马、骡、驴耕之”，即发给蒙古人种子与耕牛，让蒙古人自行劳动解决衣食问题，因蒙古人不善于农业耕种，努尔哈赤又反复告诫蒙古降人“勿误农时”，不要按照“尔蒙古之耕期，当按诸申、汉人之耕期耕种”；而对不愿耕种欲逃回者，努尔哈赤劝诫道：“尔等有何差赋?当各勤于糊口之食”，并令蒙古所辖八备御“好生都催之”，(59)试图通过让蒙古人自食其力来解决生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