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古历史脉络探寻——帝喾帝俊之章

杨宇军

打算写一篇梳理从炎黄到五帝再到三代的源流脉络的文章，分为五部分，开始还担心没太多内容可写，但先写的帝喾一部分就写了五千字，把自己吓尿了（原来估计整篇论文都未必到五千字）。就先发出来看一下意见建议，以改进剩下计划写的几部分。说实话，写的并不是太有底气，大部分内容流于推测，这也是因为资料限制在所难免的。写的很仓促，对这段历史了解地还不是太细致，如有疏漏，欢迎指教，轻喷

599别来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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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宇军

围绕在帝喾身上谜题一一解开，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帝喾的记载如此简略而影响如此之大呢？弄清帝喾部落联盟的大致情况后就明白了：如上所描述，帝喾部落联盟是炎黄集团和两昊集团融合的产物，范围非常之广，参与部众也非常复杂，正是由于这松散多元的联盟性质，帝喾虽然地位很高、影响很大，但实际权力和作为很有限。而且这个部落联盟的存在时间也非常短，可能只有一代人，到帝挚即宣告解体，商、周、羲、和等诸部族转而加入陶唐氏—有虞氏部落联盟，人神合一的“帝俊—帝喾”称号大概就被也与两昊集团有渊源的有虞氏继承，是为“帝舜”，而青阳—高辛嫡系则随着帝挚的没落而淡出视野。虽然帝喾联盟很快分崩离析，但这盛极一时的广泛联盟还是给当时参与的炎黄、两昊集团留下深刻历史记忆，一部分可能与帝喾有姻亲或血缘关系的部落（陶唐、商、周等）索性将这个富有影响力的联盟共主奉为先祖，因而使帝喾拥有了广大“后裔”，高辛氏帝喾最终被后世人尊为五帝之一。

杨宇军

从word上粘贴过来为什么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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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宇军

@慕寒3   @多恩的马泰尔

萌萌萌萌鸡

颛顼也是连接秦赵，荆楚，东夷世系的关键人物 @秦蜀风雨  @林屋公子  我圈专家帮你看看，上古我也不熟悉

萌萌萌萌鸡

炎黄的话可以扒扒坂泉之战是战国齐人编造一说

萌萌萌萌鸡

造成这种情况还得考虑以下三点：殷周先世是否有交集，比如殷商母系祖先出自有戎氏，有戎氏和“周戎”姜戎有关么…殷周多次通婚，如帝乙归妹，商王娶周女，还生有后代…周作为殷商方…伯，名义上的臣子，祭祀过殷商先世…

第六感LYT

颛顼、帝喾后来不那么重要，甚至很少提起，黄帝和尧、舜则是人所共知。造成这种差别的理由是明显的。黄帝被尊为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各种文明因素从他那时代创始，因而号称“人文初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代表中国文明的起源。至于尧、舜的时代，文明已经形成光大，尤其在儒家心目中，是理想的“黄金时期”。孔子便说过：“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巍巍乎其成功，焕乎其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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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酱油的位置。

第六感LYT

从祭祀的角度而论，有人因《礼记·祭法》记有“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并依据《左传》中“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15]之类的说法，也主张帝喾为殷商之始祖。可是，类似《礼记·祭法》的记载也见于《国语·鲁语》：“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对于《国语·鲁语》与《礼记·祭法》这两种记载，若从成书年代的早晚看，当然是《国语》比《礼记》更可信。此外，据张永山先生研究，先秦文献“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的说法，是春秋时期先贤们为维护当时的祭祀族规而提出的主张，将之验证于殷墟卜辞（例如殷墟甲骨文中就有大量的属于商王或其王族之人祭祀异姓的伊尹及其配偶的刻辞）可以看到，伊尹不但享受到同商的先王、先妣一样的祭祀，而且还具有甚为崇高的地位；伊尹的神主既有长期同商先王的集合庙主陈列在一起的情形，也有为他专门立庙的场所；在卜辞中还可以看到商王命令异姓族长代商王祭祀其先王，总之，在商代并没有“民不祀非族”的规则。[16]据此，很难用上古时期尚不存在的这一规则以及《礼记·祭法》这条较晚出的材料，作为帝喾为殷商始祖的证据。
    帝喾的出现既然是周人将商人的上帝转化而来的结果，那么，在一些较晚出的文献中“帝喾高辛氏”的说法，也即成为问题。实际上，关于帝喾与高辛氏的关系，徐旭生先生早就指出，除颛顼之为高阳、帝尧之为陶唐、帝舜之为有虞，无大问题外，太皡之为伏羲、少皞之为金天、帝喾之为高辛等，在古书中全未考出证据，均属可疑，二者之间的连名，“全是作综合工作的人工作的结果”。[17]结合上述关于帝喾是由商代的上帝转化为帝俊又转化为帝喾的考证，笔者认为大概高辛氏是原有的，帝喾乃后人追加的尊号。[18]帝喾并非商的始祖，而高辛氏与商族的起源很可能有渊源关系。若把有娀氏视为商族起源过程中的母方支系的话，高辛氏很可能是商族的父方支系。
前引《楚辞·离骚》、《九章·思美人》等已讲到商与高辛氏的关系。《左传》昭公元年子产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这里的阏伯与高辛氏是否真为具体的父子关系，不必拘泥，但它表明二者应有氏族间的分化衍生关系。阏伯居于商丘，用大火星定时节，商人沿袭这种历法，除二者有居地相因袭的因素外，是否还有族属上的渊源关系？又据《左传》襄公九年，居于商丘的高辛氏之子的阏伯，当时担任陶唐氏之火正，“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辰为商星”。这样，因袭阏伯的是商先公相土。若再联系《楚辞·离骚》、《九章·思美人》等所讲到的商与高辛氏的关系，可以进一步说，商人、商先公相土之所以能因袭阏伯来祭祀大火星和以大火星纪时，固然有居地的原因，但也不排除有族属上的渊源关系。若推测当时的情形应该是：有娀氏来到漳水流域的番地亦即商地之后，[19]与来自东夷集团的一支人们因通婚而融合，形成了契及其之后的商族，而这支东夷集团的人们很可能就是高辛氏，先商文化的初期，既含有冀南漳河流域的因素，又含有的东方海岱文化的一些因素，大概也是由此而形成的。[20]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帝喾并非商族的始祖；在以往的一些著述中，那种或者以“契父帝喾都亳”而论述商的起源、商的亳都所在者；或者认为契“父为帝喾，亦即太皡”，属于东方之族者，亦即凡是用有关帝喾的材料来作为商族起源于某地的证据之一者，都是不太靠得住的，故而都需重新予以考虑。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