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政治地理格局比较研究

索綽罗映竹 · 发表于 2021-3-25 12: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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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京)2006年6期第171～183页
【作者简介】余蔚，1974年生，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上海　200240)。

【内容提要】两宋疆域可依不同地域的特殊行政制度、地理区位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多项条件分为数个“综合政治区”。但其分划方式与区际关系在两宋则大有区别，从而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地理格局。构成北宋疆域的各个“综合政治区”，主要是以分工的方式形成“圈层式”结构。各区之间互相依赖，利于中央集权，却难以各自为战，故屡衅于外力。而南宋的“综合政治区”则各有独立生存的条件，是在不同区位行使相近职能的政治区，从而形成“分块式”结构。这种结构提高了应付对外战争的能力，但凝聚力较弱，中央集权程度远逊于北宋。

儇s7酞 · 发表于 2021-3-25 12:10:17

一般而言，导致地区之间政治地位与功能差异的主要因素，不外乎以下几条：区位、自然环境、交通条件，以及受上述因素影响、长期积累而产生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特点之差别。其中区位又主要表现为与边境、首都的距离。这些因素使各个区域对国家的贡献大小和贡献方式产生了显著区别，故而中央政府对各区域的要求也不会完全相同。而这些不同的要求，最终只能通过中央控制地方的主要手段——行政制度来得到反应。因此，地方行政组织的建制、职能在地域之间的差别，是适应上述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多样性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它又是区域之间分工、地位差异以及它们组合成国家的方式——即整个国家的政治地理结构——的最主要的表现手段。

研究国家尺度的政治地理结构，自然不宜以过小的地理单元为分析单位。如果全境被划为十几个、二十个或者更多的综合政治区，区域之间的差异缩小，则整个疆域内的宏观政治格局及其变化，反而会被掩盖，虽见其斑而不得窥全豹矣。而宋代行政区划和地方行政制度，恰恰于大尺度的区域之间，存在最为明显的地域差异，两宋之间的制度变革，也以大尺度区域的行政组织的建制与职能为主要对象。因此，笔者有可能将宋代全境划分为几个综合政治区域，每区由一或数个高层政区(“路”)构成，由此入手，探讨宋代的政治地理结构，并进行两宋之间的比较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个别路所实行的行政制度，可能体现了相邻两大区域的共性，这反映了该路自然与人文环境各个因素的综合状况，也是处于两大区域之间的渐变地带，将它划入其中一个区域，并不是截然的、不容置辩的，而只是像研究其他单一因子的地域差异一样，不得不将地域上的连续分布转化为尽量合理的分区图。

索綽罗映竹 · 发表于 2021-3-25 12: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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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綽罗映竹 · 发表于 2021-3-25 12:15:10

二、北宋的综合政治区

衡量一个地区在整个国家中的地位，首先需要明确它对国家所作贡献的大小和贡献的方式，其中财政上的贡献，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一面。具体而言，就是这个地区在财政上是长期保持盈余，还是收不抵支。包伟民先生曾对宋代地方赋税征收制度以及赋税额的区域间不平衡问题，进行了多个角度的探讨。② 汪圣铎先生也在其著作中，提供了数份宋代诸路上供的数据。③ 但是，由于各路地方政府之建制不同，驻兵数量之差别更是以十倍计，开支情况大有差别。另一方面，宋代的财政政策，存在某种程度的收支分离现象，尤其是开销最大的禁军的供赡难以计算，故而很难考量某个区域收支是否平衡。因此，研究各区域在中央财政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仅有收入数、上供数是不够的，即便某路历年上供数额很高，然朝廷下拨的经费可能更多，该路还是长期保持收不抵支的财政状况，无法准确判断它对国家的贡献。我们需要掌握所有路分收入和支出的准确数额，或者路际财政转移支付的细目，才可能准确掌握各地区总体的财政状况。但今天已不可能找到某一年份所有路分的收入、支出及上供的全面数据，故而无从知道各路对全国财政所作贡献的大小。在这种背景下，北宋政区和行政制度的一些创设所提供的线索，即便只给出一个粗略的地域划分，也是弥足珍贵的。

索綽罗映竹 · 发表于 2021-3-25 12:17:34

在北宋，江、淮、荆、浙发运司的设置，使我们可以划定第一个大区域。

发运司长官为发运使或副使。发运使的名目始见于北宋建隆二年(961)，④ 其后近八十年间，置、罢不常，其职能也逐渐发生变化，至景佑五年(1038)，名目最终固定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⑤ 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其职能为“掌经度山泽财货之源，漕淮、浙、江、湖六路储廪以输中都，而兼制茶盐、泉宝之政，及专举刺官吏之事。”其中“漕淮、浙、江、湖六路储廪以输中都”是它所有职能的核心。具体而言，就是敦促和指挥淮南、江南东、江南西、两浙、荆湖南、荆湖北这六个路(熙宁五年，即1072年以后，淮南分为东、西两路，发运司即辖有七个路)，将各自的上供财赋转运至淮南真、楚、泗州入仓，然后输至京师。发运使或副使共两员，分别在真州和泗州设置机构，长期驻守，使他们首先具备中央驻地方的代办机构的身份。再者，“专举刺官吏之事”则给予他们监督权，从而变相地授予其干涉辖区内行政事务的权力，以便于为漕输之任务而向地方施压。因此，其财政职能衍生了地方行政方面的职能，并使发运司进一步具备了地方行政机构的某些特色，成为“准行政”组织，其辖区则成为包括六路(或七路)的财政型的“跨高层准政区”。

发运司之设置，目的是将“淮、浙、江、湖”等路组合成钱柜米仓，源源不断地为整个国家输送物资，它也为我们将这些东南路分“汇总”为一个整体提供了依据。发运司辖区既非首都所在，又是全国驻兵数最少的路分，其开支甚微，而地阜民繁，财政收入较高。无论其收入与开支数具体是多少，每年运往京师的600万至700万石的漕粮，毫无疑问是这些路分的财政盈余。至于钱帛一类的上供物，其数量也颇为不菲。宣和元年(1119)诸路上供钱帛数中，江淮等七路占全国二十三路上供总数的77％。⑥ 换言之，这些东南路分收支之间的差额成为它们对中央政府的巨大财政贡献。从各种主要物资的流向来看，江淮等七路都是输出地区，是整个国家的主要财源，可名之为“东南供馈区”。即便只从财政角度来看，此七路的共性也是非常明显的。

索綽罗映竹 · 发表于 2021-3-25 12:20:03

北宋疆域内各路财政状况是：“天下诸道，若京之东、西，财可自足，陕右、河朔，岁须供馈，所仰者淮南、江东数十郡耳。”⑦ 京师开封附近的京东、京西路，就其出产的物资而言，似可与江淮诸路相颉颃。如宣和元年诸路上供钱帛数中，京东路为一百七十余万，在全国仅次于两浙、江东路，其粮米亦自广济河源源输入京师。而京西亦为境内诸多驻军提供给养。因此，“自足”之意，绝不仅仅是指提供本路属于“地方”的那部分财政支出，也包括养赡京师百万口与数十万禁军，即京东、京西两路并且包括位于京西路之内的京师这样一个完整地域的“自足”。除了在财政上负担起供赡京师这样的重任，京东、京西另一个重要的功能——正如其名——在于拱卫京师，这是由其区位所决定的。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军事还是财政上，京东、京西两路都须围绕着京师形成一个足以自恃的较完整的区域，任何时候，这一区域与京师的联系都是最直接的，与他路有明显区别。这一核心地区在行政制度上的反映是：其行政组织之建制最为典型和稳定，既无须再设置跨高层准政区，其高层政区之分划与行政组织的变动，也较其他路分少。据此，我们可划分出北宋的第二个大区域，它既是一国根本之所在，不妨名之为“京畿核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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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綽罗映竹 · 发表于 2021-3-25 12:22:34

河北路是中国宋朝的一个地方行政区，为至道十五路之一。治所在大名府。在河北省易水、雄县、霸州、海河以南，包括山东、河南的黄河以北大部。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河北路旧分东、西两路，后并为一路。 熙宁六年（1073年）正式分河北路为河北东路、河北西路二路。以今白洋淀向南子牙河、滏阳河及京广铁路东为二路分界线。河北西路治所在真定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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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路是中国宋朝、金朝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地处今山西省中部、南部，即内长城以南，龙门山、稷山、绛州、垣曲以北，西北有今陕西佳县以北部分。至道十五路之一。金朝分河东路为河东北路、河东南路二路。元朝初年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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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綽罗映竹 · 发表于 2021-3-25 12: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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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綽罗映竹 · 发表于 2021-3-25 12:27:42

结合经济、军事与地理区位，我们以发运司这一跨高层“准行政”组织的设置，
划出“东南供馈区”，
以地方行政制度最为典型与稳定的地区对应于“京畿核心区”，
以分管军事、财政的两种高层行政组织变化最为繁复的地区对应于“北方防御区”，
又以定差法括其他七路即“南方边远区”于一体，
并且揭示了四个区域内部的一致，及相互之间的功能分异。这样，北宋的政治地理结构，
就可大略以图1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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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慕寒3的百度相册

上文已经提到，个别路分可能包含两大区域的特性，北宋的荆湖南路与福建路便是如此。
一方面，前者盛产粮食而上供钱帛不多，后者上供钱帛居于全国各路前列，而米谷仅足以自赡，均属财赋输出的路分。
另一方面，熙宁三年，始立七路定差之制，包括福建，数月后，又将荆湖南路纳入定差路分之列，此又两者相似之处。然以福建路之区位偏于一隅，交通更为险阻，而荆湖南路距首都较近，且在发运司辖区之内，故如上分区似较合理。

索綽罗映竹 · 发表于 2021-3-25 12:3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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