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是为了自由贸易？错，更多是为了卖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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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1年2月26日巴麦尊训令乔治.懿律促使中国解除鸦片禁令开始,一直到1858年11月8日中英两国代表签署《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正式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为止,英国的这一外交图谋的最终实现经历了将近18年的时间。通过系统阅读英国议会文件,并参考中文档案资料,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参与向中国官员施加压力的英国官员中,既有英国首相,又有外交大臣;既有英国驻华公使、商务监督,又有驻广州、厦门和上海的领事官。由此可见,逼迫清朝官员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是19世纪中叶英国政府既定的一贯坚持的对华外交方针和政策。

科迈罗G2

关于两次鸦片战争间的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虽然相关的中国近代史论著已经有所谈及，但由于现存中文档案资料太少，当事者又没有留下笔记资料，大都语焉不详，甚至误以为是清朝官员迫于兵饷筹集困难，为了征收鸦片税而主动解除了禁令。要想弄清这一时期英国外交官关于鸦片贸易的具体阴谋和活动，我们必须发掘英文原始资料。近来再次阅读英国议会文件，发现英国外交官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通信资料保存相当完好，完全可以再现当年密谋活动的全部过程。本文以这些通信资料为主，结合少量中文档案资料，对于英国历任驻华外交公使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与活动作一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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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首任驻华公使（璞鼎查）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劝诱活动（1842-1844）
英国政府1840年发动的对华战争明明是为了鸦片贸易利益而来，然而在战争结束签订的条约中却有意回避了这个问题，除了关于虎门销毁的鸦片赔款外，对于鸦片走私贸易的现状以及未来却只字不提，这是英国外交官故意模糊鸦片战争性质的伎俩。事实上，早在1841年2月26日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对于侵华英军总司令乔治·懿律（Elliot, George, Admiral 1784-1863）和谈判代表义律(Elliot, Charles, Captain1801-1875)就下达了训令：
女王陛下政府已经开始关注同中国鸦片贸易的事情。我必须通知你努力协同中国的官员做一些安排，使鸦片贸易在中国合法化。
同中国全权大使谈论这件事时，你要告诉他们，允许鸦片在中国合法化不是你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你不要让中国的全权大使认为这是女王陛下政府在使用强迫手段。应指出，如果鸦片贸易停留在这个位置，中英两国保持永久友好理解的关系是不可能的。事实证明中国官方没有能力禁止中国海域的鸦片贸易，因为对于买卖者而言这种诱惑远远大于被发现的恐惧和所受的惩罚。道理同样明显的是，禁止鸦片运往中国超出了英国政府的权利；因为即使英国管辖区的任何一个地方不生产鸦片，其他国家也会大量生产鸦片，那些喜欢冒险的英国人或其他民族的人也会把鸦片运往中国。中国目前的法律规定鸦片贸易不合法，不合法的贸易常会伴随着操作者和制止者双方的暴力冲突。
中国的船只和走私者之间的小型战争一定会导致中英两国不友好尴尬的争论；会引起中英两国的人民敌视情绪。因此中英两国的友好关系应附以稳定的因素；如果中国政府下定决心在适当对鸦片征税的基础上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这将会使走私者不再受到努力引进商品不交税的诱惑。用这种方式，中国政府会得到可观的收入，现在用以贿赂海关官员的钱将以关税的形式归属国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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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在任命璞鼎查为侵华全权代表时，巴麦尊又一次指示道：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政府的确没有能力阻止鸦片进入中国，很多因素使得英国政府不可能协助并给予一些有效的帮助。但是只要法律禁止鸦片贸易，它一定不可避免的会导致欺骗和暴力。在中国的执法机构和鸦片贩卖者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这种英国鸦片走私者和中国官方的战争长期下去，中英两国之间的关系一定会陷入危险境地。女王陛下政府对于这件事情没有要求，他们无权有什么要求。中国政府如果可能全面禁止鸦片进口，英国参与鸦片的公民将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要想尽一切办法说服中国的全权大使，并通过他说服他的政府改变鸦片贸易的法律，使之合法化。对他们无力阻止的鸦片贸易征以定期的税收，这是很值得的[2]。
既要迫使中国政府和民众接受毒品，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又要转移国际国内视线，逃避邪恶的战争责任，这就是英国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间处理鸦片贸易问题的最基本的外交方针。这一既定的外交方针被英国历任驻华公使严格奉行，并一贯坚持到底。这是我们分析两次鸦片战争起因，解读两次鸦片战争间英国政府对华外交政策时张时弛的奥秘所在。
当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在进行时，英国政府任命亨利·璞鼎查为全权代表，他于1841年8月来到中国，一面率领英军先后攻占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和南京，一面按照巴麦尊的训令，提出种种勒索条件，并劝诱中方谈判代表奏请道光帝解除禁令，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从当事人留下的备忘录中可以看到，璞鼎查从1842年8月到1844年离任时，曾经多次向中国谈判代表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建议，均遭到钦差大臣耆英等人的拒绝。
璞鼎查写给中国大臣的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第一份备忘录签署于1842年8月27日，对象是正在南京谈判的中国三名高级官员：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两江总督牛鉴。是时，《南京条约》已经基本敲定，两天后将正式签订。在这份备忘录中，璞鼎查首先申述了难以禁止鸦片的两个理由：其一，英国政府不可能阻止英属印度殖民地的鸦片种植。假如它颁布这样一条命令，那些在英属印度殖民地以种植鸦片为生的人会移民到印度自己的州去，继续生产鸦片，产品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其二，只要中国有社会需求，就必定会有鸦片输入。如果中国政府不能阻止他的国民购买和消费鸦片，这项贸易就不会自动结束，没有任何人会把货物带到没有买方的市场。即使英国商人不参与鸦片走私，其它国家的人照样会把鸦片输入中国。长期经验证明，中国政府不仅没有能力禁止鸦片的使用，也没有能力阻止鸦片的走私。然后反复强调说：“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一麻烦，即皇帝使用物物交换的方式使之合法化，并征收以一定的税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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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璞鼎查对于中方谈判代表的每一次劝说活动，不仅授权于英国前任外交大臣巴麦尊（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而且事后都有一份详细的备忘录汇报给现任外交大臣阿伯丁（Aberdeen, George Hamilton,4th Earl of (1784-1860）,可见这种外交活动是英国政府既定的外交方针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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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陈情书”认为，鸦片走私贸易严重影响了中国和英国的商业利益。包令说，沙弗茨伯里的关于中英贸易的商业分析数据是模糊的，不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现在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样庞大的数据3200000英镑，是有利于中国平衡贸易的数额。如果不是鸦片，这些钱将用于购买英国商品。在中国没有财产使得国民购买外国产品以满足自己的需要。按照沙弗茨伯里先生的话，如果中国人‘受我们掠夺’每年超过7000000英镑，那么从土耳其向英国进口鸦片，或者从法国进口酒的商人都将被视为强盗。”[39]在包令看来，日益增长的鸦片进口导致了从中国贵重金属的减少，这一断言也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我已经收集到中国进口贵重金属的信息，进口量之大、之频繁，使得不可能呈现一个完整的令人满意的报告。但是依据在国内得到的官方数据，由外国运往中国的贵重金属这几年是很多的，几乎所有进入中国港口的船只都带有大量的白银。不是鸦片贸易，而是在中国或其他国家的贵重金属的有关的价值，决定了进出口这一问题。我确信，只有进口鸦片，才使得他们能够提供足够的资金满足不断增长的对茶叶、丝绸和其它中国产品的需求，在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市场……有确切的证明，贵重金属被进口到了中国，鸦片贸易使得中国的贵金属财富流失这样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我请求阁下留意在中国的半岛公司经理留下的信笺。你会注意到，最近两年仅由该公司承担的进口到中国的贵金属超过了由中国出口的价值——28250000元，在私人船舶的数据上会发现同样的比率。”[40]
第五，“陈情书”认为，英国公使劝诱泰国国王允许英国国民经由泰国将鸦片运抵中国，并免除其进口税，表面上是为了外国居住者使用，但实际上是走私进入中国，必定伤害中国的民众，违反相关的条约和禁令。包令辩解说，在同中国的条约中没有条款规定鸦片进口是被禁止的。这似乎是中英谈判双方忽略的问题，之所以双方对此采取沉默的方式，是因为通过外交或立法手段太困难了。“‘鸦片贸易被条约快速阻断’，‘输入鸦片是对协约承诺的侵犯’，这样的错误的陈述遍及沙弗茨伯里先生的整篇陈述。这样一份重要的文章应该附以制裁和禁令，但它没有。……另外一方面，英国政府从来没有坚持过输入鸦片的权利，中国也没有对此提出过任何抗议。”[41]这显然是在狡辩，中英《南京条约》的确没有明文禁止鸦片贸易，但这并不能证明鸦片贸易是被允许的或是合法的。因为，中国禁止鸦片的法律条例不仅没有撤销，而且一再被朝廷官员重申，鸦片买卖在中国沿海毫无疑问是一种走私贸易。既然鸦片是一种走私贸易，那么，按照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第12款之规定：“倘访闻有偷漏走私之案，该领事官即时通报中华地方官，以便本地方官捉拿，其偷漏之货，无论价值、品类全数查抄入官，并将偷漏之商船，或不许贸易，或俟其账目清后，即严行驱出，均不稍为袒护。”[42]英国外交官（公使馆与领事馆的所有成员）在中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必须协助中国官员查禁鸦片走私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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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对于包令的辩解已经用不着详细分析其是否正确了，狡辩没有价值和意义。在这里值得我们指出的是，包令在他的辩护辞中毫不隐讳地承认促使中国官员接受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建议是他的使命。他说：“我相信我个人同中国高官的交往远远超过我的前任。回忆那些交往中他们不止一次向我暗示鸦片贸易，明显倾向于英国政府给予保护。当我和美国公使参观其首都周边地区时，他建议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这一提议当然没有任何恶意。我的使命要求我敦促中国政府实现该贸易的合法化，用最好的办法抵制涉及禁止鸦片产生的多种误解。我明白美国公使并没有其政府的指令，但他坦城的同意我的观点，认为鸦片贸易合法化是最好的减少罪恶的办法，并给予了我许多帮助。”[43]在他看来，鸦片贸易在中国合法化是减少罪恶的最好方法，“再一次重复我得出的结论，鸦片买卖合法化是最简单、安全的减少罪恶的办法。香港殖民地采取的颁布执照的方法是成功的。使用这一方法的有东印度公司政府下的新加坡，葡萄牙属下的澳门，荷兰属下的印度群岛，西班牙属下的菲律宾以及泰国。这些地区采取了颁布执照的方案，考虑到了所有的事情，最好的和避免至少有害的方针。我没有意识到任何欧洲或殖民地政府会拒绝让鸦片成为收入来源。”[44]
仔细阅读包令来信的附件，可以发现，他的辩护词主要来自专门经营鸦片贸易的查顿·马地臣公司（英国怡和商行的前身）、颠地的宝顺洋行，或兼营鸦片生意的广隆洋行等。关于在中国参与鸦片走私的人员的国籍问题，究竟是英国一国的还是多国的，大鸦片贩子查顿·马地臣公司这样说：“几乎每个和中国贸易的货轮都涉及这桩不法交易，只有少数例外，这个国家的所有商业公司都对这桩交易感兴趣。”[45]这与包令的辩护如出一辙。
关于鸦片毒害的人数问题，宝顺洋行的老板颠地这样说：“谈到鸦片对人的伤害，应该用可靠的证据证明论点，而不是单单列出1000000或2000000的年死亡人数，这估计本身就是100%的错误。……这样的假说同事实不符，甚至是令人不可容忍的夸大。”[46]包令也是这样辩解的。
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广隆洋行的老板林赛如是说：“我们陈述我们的信念，鸦片贸易不仅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必需品，而且对于英国的商品生产需要大量资金而言也是必须的。英国政府通过干预该贸易的操作，在其他行业的支持下不能停止它的进行，为其他国家牺牲本国的利益，这是那些‘陈情书’作者不严谨的假设。我们将进一步声明对鸦片贸易的坚持，尽管这是很多人放纵使用而遭受伤害的原因，不能因为这一点而公开的指责它，烈酒公开的在本国受制裁，其他过度使用的商品的有害性是因为他不能在合适的范围内使用（即滥用），我们想提醒阁下注意的是，女王政府最明智最有效的举措是推动该贸易的合法化，以改变现有的状态，建立一个普遍接受的基础。”[47]如前所说，包令也是这样申述他的基本观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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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述情况来看，包令比起他的前任来说，同样是英国推行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外交政策的坚决执行者。在英国驻华的外交官中，公开鼓吹以武力彻底解决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的是阿礼国(Alcock, Sir Rutherford 1809-1897)，把利剑拔出刀鞘的是英国驻华第四任公使。1849年1月19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在一份意见书中，这样叫嚣说：“至于解除鸦片贸易毒害的任何补救方法，看来除去公开合法化之外，另外没有什么办法可供两国政府加以取舍的。公开合法化将会解除它违禁品走私的性质，并可以为皇帝洗清对他的政权可能的公开谴责。同时还可以由此为他的国库提供一大笔财政收入。假如作为一种国家政策或是道义责任来说，这种两害之中取其轻的措施被拒绝的话，看来对于那种一定要把这种贸易的主要贩运者加到我们身上的恶作剧，便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了。但是，一旦考虑到我们方面的任何权利时，我们便用不着讳言，这种诽谤的影响将会永无止境地对我们政治行动产生作用。正因为如此，这就有必要把我们的刀剑的砝码放到另一端去——尽管是没有拔出鞘的，而其效果依然是很有意义的，并且有强制力的。”[48]
阿礼国想用武力作为后盾，逼迫中国官员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时机不成熟，没有将刀剑拔出来。包令把促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看成是他自己的使命。是时，巴麦尊再次成为首相，已经决定对华外交“提高嗓门”。1856年10月8日的“亚罗号事件”终于成为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巴夏礼在包令的支持下，向广州城发动了进攻。英国外交官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英国海军利用炮舰将其抢夺到手，1858年11月8日，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正式签署，在第5款中，中国官员被迫宣布：“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49]这样，鸦片贸易在中国进入合法化时期，英国侵略者终于如愿以偿。
这里还需要附带指出的是，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鸦片的名字正式在中国官方文书中更换了一个名字，叫做“洋药”。说起“洋药”的名称的由来，它的发明权应当归功于李太郭其人。李太郭（Lay, George Tradescant, ?-1845 ）是英国外交官，是第一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之父。他于1825年来到中国，在澳门及广州采集植物标本。1841年，任璞鼎查的翻译，1843年，任驻广州领事，1844年，为福州领事。如前所说，璞鼎查是时正在试图说服耆英，接受他的鸦片贸易合法化建议。李太郭十分了解英国首任驻华公使的意图，1844年4月1日，他向璞鼎查献计献策道：“承认鸦片贸易的困难在于，使这样一个被人谴责的东西合法化，这将是对他们皇帝庄重威严的一种侵犯。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一种，就是想办法改变其交易的名称，可以换成某食用药物的名称，该药物可以用来治疗各种失调。这个建议不用上议会就可以使对方听起来更容易接受。正如皇帝提到的那样，他们真诚地希望有个改变，可以使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同时使两国都受益。”[50]正是有了这样的建议，福建的地方官才率先对鸦片进行了更名和征厘[51]。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建议，从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正式签署开始，外国鸦片在中国所有的官方文件中都被称作“洋药”，土产鸦片相应被称作“土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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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1841年2月26日巴麦尊训令乔治·懿律促使中国解除鸦片禁令开始，一直到1858年11月8日中英两国代表签署《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正式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为止，英国的这一外交图谋的最终实现经历了将近18年的时间。从英国议会文件看，参与这一外交阴谋活动的人员中，既有英国首相（巴麦尊），又有外交大臣（阿伯丁、曼兹伯利、克勒拉得恩）；既有英国驻华公使、商务监督（璞鼎查、德庇时和包令），又有驻广州、厦门和上海的领事官（李太郭、阿礼国和沙利文），由此可见，逼迫清朝官员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是英国政府既定的一贯坚持的外交方针和政策。通过阅读两次鸦片战争间的关于鸦片问题的英国议会文件，我们可以深刻理解两次鸦片战争发生的性质。关于两次鸦片战争的起因和目的，战争的发动者制造了种种借口，说什么为正义而战，为自由贸易而战，为打破十三行的垄断体制而战，为侮辱英国的国旗而战，为公使馆进入北京而战，等等，这些口实或许都是真实的，但却都不是最主要的。无论是第一次鸦片战争，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政府发动战争的最主要的最真实的原因和目的都是为了维护鸦片利益。为了维护鸦片走私贸易利益，巴麦尊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了逼迫中国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巴麦尊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种侵略性质不能被改篡。因此，19世纪中期的两次中英战争被中外历史学家称为“鸦片战争”，应当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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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载：《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

[1]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 P.279.
[2]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80.
[3]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80.

[4]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81.
[5]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84.
[6]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84.
[7]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85.
[8]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87.
[9]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88.
[10]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89-290.
[11]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91.
[12] 《钦差大臣耆英奏报璞鼎查恳请抽收鸦片烟税缘由折》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340页。
[13] 《钦差大臣耆英奏报璞鼎查恳请抽收鸦片烟税缘由折》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340页。
[14]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耆英》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初十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353-354页；又载《清宣宗实录》卷398，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己酉。
[15]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94.
[16]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 P.295-296.
[17]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 P.298.
[18]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97.
[19]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98-299.
[20]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98.
[21]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99-300.
[22]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01.

[23]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03-303.
[24]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03.
[25]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05.
[26]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06.
[27]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07.
[28]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07.
[29]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08.
[30]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09.
[31]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09.
[32] 贾桢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9，咸丰四年九月十五日，中华书局，1979年，第342页。按语：从咸丰皇帝的批语来看，崇伦的奏折应有包令关于鸦片合法化要求的具体内容，而现在公布的崇纶奏折却缺少这一内容，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待考。
[33]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55.
[34]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55.
[35]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55-358.
[36]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58-360.
[37]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15.
[38]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15.
[39]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16.
[40]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18.
[41]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18-319.
[42]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2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43]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17.
[44]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17.
[45]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43.
[46]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49.
[47]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53.
[48] 《领事阿礼国有关当前局势和我国与中国关系的意见书》1849年1月19日，《第二次鸦片战争》第6卷，第11页。
[49]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1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50]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92.
[51]“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闽省擅开烟禁，抽取厘金一折。据称本年春间，福建省因防剿需费，经升任知府叶永元建议，开禁抽厘，改鸦片之名为洋药。于南台中洲，设厘金总局。每箱装烟土四十颗，每颗抽收洋银一圆。其零碎烟土，每十斤抽银四圆。均由总局发给照引为凭，准其随处行销，并遍贴告示，称系奏明办理，以致兴贩之徒敢于通衢开设烟馆，悬挂招牌，诱人吸食。所抽厘金，大半官役分肥，充饷者不及十分之一，等语。鸦片烟例禁森严，前有人奏请弛禁。叠经大学士九卿等议驳在案。该员叶永元等何得变易名目，擅行抽税。即或因防剿需费，姑为一时权宜之计，亦不应张贴告示，骇人听闻。且妄称奏明，更属荒谬。著王懿德、庆端查明如有此等情事，即将该员等据实参处。”（《清文宗实录》卷236，咸丰七年九月己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