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和他的影片《中国》

流光岁月在路上

2月，影片在意大利电视台分三次播出，一些西方国家的电视台购买了播映权，美国广播公司付了25万美元，据说尼克松还专门看了两遍。


当时中国在“铁幕”之后，国外对华充满好奇，但西方人拍摄的影片甚少。对影片的评价分为两种对立观点，有人认为真实反映了中国的状况。台湾就认为《中国》暴露了大陆的贫穷、落后和混乱，他们用此片对民众进行“最有说服力”的教育。而曾经经历了法国“五月学生运动”，期待看到中国政治和社会评价的人士十分失望。意大利著名左派知识分子弗朗克·福拉迪尼指出：“导演的局限帮助他记录了人的一面。一个毫无本质的世界，面向昙花一现的东西、外表的和生存的困窘：这就是他的哲学。没人会把这种哲学当真。”


作为本次采访活动邀请方，北京上层对影片毫不知情。5月17日夜，周恩来会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杨与他聊起此片。杨事后回忆说：
“我不知道周总理是否认识安东尼奥尼。他是意大利很有名的导演，去年来中国访问了很久，后来又拍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我没看过，一般看过的中国人都不喜欢。后来，我看了一个比较左倾的小报纸，上面有一个中国学生的分析，我觉得很深入。这个人大概是个学电影艺术的，他说，这个电影表面看不错，但如果你对安东尼奥尼过去的电影手法有点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他是在恶毒攻击中国。他举了一个例子，在电影结束时有两个场面，一个是有一群小孩在那里玩，接着是一个木偶戏的场面，当然这两个场面都拍得很好，他的意思是说，中国的小朋友都变成了木偶。”


周恩来要求参加会见的工作人员查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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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拷贝送回国内，外交部新闻司组织有关单位审看后给部领导的报告中说：这是近几年来外国人在我国拍的片子中“最差的一部”，主要是过多地反映了我国的落后面，用突然袭击、强加于人的方式拍了我群众躲避镜头的场面，有的镜头有浓厚的猎奇性。报告提出，此片虽歪曲我社会面貌，但尚无恶毒反华内容，且已时隔一年，拟不向意方正式提出交涉，建议在适当场合请广播事业局同志表示我们的不满。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审阅后批示：“我意由外交部主管司出面向意大使表示。”


按此要求，新闻司在12月11日将对此片的基本看法函告意大利使馆，并请其向有关方面转告对影片的批评意见。据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统计，1972-73年，美国三大广播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相继访华，并先后派电视摄影队访华拍片。此外日本、法国、墨西哥、英国、瑞士、南斯拉夫等国的22个国家电视机构也派摄制组来华拍片，据反馈信息，大都客观介绍了我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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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政治风浪


本来事情至此结束，然而广播事业局某干部两次写信向江青、姚文元反映，所谓《中国》长片，是完全站在帝国主义观点上极其恶毒地污蔑我国的反动影片，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放映后，对我国影响极坏。由此引发出江、姚的多次批示、讲话，并引发出对周恩来的攻击。


12月26日，中组部和国务院文化组专门成立了联合调查组，30日，在京中央政治橘委员审看该片。江青说，“他们拍了一部很坏的片子，奇怪的是这样的人是我们请来的。”还说，“中国人里面也有汉奸。只有汉奸才让外国人拍这种片子！”她当场质问：“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是谁？驻意大利大使是谁？”“我看把汉奸这顶帽子送给他们两个戴上吧！”而且，江青还提出要求——彻查后台。


周恩来发现他与杨振宁谈话时要求查一下的指示没有被记录下来，专门让秘书摘抄了他与杨振宁谈话的有关部分，并写了文字说明，可见当时陷入被动：
“我因不识此人，不知此事，故告当时参加谈话者查查，记录非熟手，未记入。供中组部查核此事时参考。”


众所周知，“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努力扭转极左路线。1973年3月，邓老平复出，同时周被确定患了癌症，一面工作，一面还在极力周旋和斗争。期间6月，因外交部对美苏会谈的一个简报，被毛泽南批评为“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 11月，又因与基辛格的会谈，被批评为“右倾”， 以致进一步延伸出1974年初江青在“批林批孔”中“批周公”的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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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其实没有看过影片，虽然人人都参与了大批判，所有的批评内容都是依据评论员文章生发出来，且包含大量空洞口号。


关于此片，留在我脑海中最深的记忆，是讲述上海豫园湖心亭茶楼饮茶者的一句旁白：“这里的气氛稀奇古怪”，“既想念过去，又忠于现在。”


当《中国》解禁之后，我特地从网上找到这个段落，解说词如今翻译成“它的氛围是怀旧和快乐，以往的记忆和对现在的忠诚奇怪的混合”，意思差不多，但这话在当年语境下的“反动”份量，现在年轻人恐怕难以体察。


当然，一些批判文章也带明显漏洞。我曾在《建筑学报》上读到一篇文章，说影片中上海蕃瓜弄的“滚地龙”棚屋，是“企图告诉人们，这就是新中国劳动人民的住宅”，而影片的旁白却说明，这是“殖民时期悲惨生活的纪念馆”。


1975年2月18日，安东尼奥尼在英国《卫报》一则采访中以明显的愤怒表达了他的情绪: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指责我，这真是闻所未闻。我还想说明他们在指控时所用的语言深深地伤害了我。……他们使用的方法那么小人，他们对我进行人身侮辱的方法，称我为‘小丑’，就是这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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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安东尼奥尼的亏欠


《中国》保存下1972年中国珍贵的视觉形象，比如他从外滩和平饭店拍下的黄浦江对岸。朱黔生说，“我拿不出这样一段影像资料来。在我们脑子里面，我要拍的都是好的、积极的，能够让人看到欣欣向荣的，我不可能去拍一个一马平川的浦东。”现在有些专题片拍摄改革开放的建设成就和生活巨变，来与安氏旧镜头做对比，但他们似乎忘记了，安东尼奥尼本来就自称不拍建筑和风景，他即使再来中国，关注的兴奋点恐怕依然不在摩天大楼。


重看安东尼奥尼的访华拍片的过程，有句话我觉得还是要说。当下论者，大多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安氏此行并不是以自由电影人身份在创作，他作为项目执行者，对委托人之一的中国方面，其实是有亏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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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片中将残破的苏州复兴回民面店解说成“市里最好的餐厅”时，我的肠胃产生了轻微痉挛。如果将这些幕后故事同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场景剪接在一起，才是特殊年代真实而苦涩的现实主义。电影胶片不同于后来的摄像，在冲洗之前，谁也不知道拍摄的结果。中方同意他带回国外做后期，显然对他充满信任和期许，但结果却是失望和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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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更坦率点，在中美关系改善之初，开明的领导者微微打开国门，以友好姿态邀请外国记者，希望他们向世界介绍被封锁了二十余年的中国。安氏获得这一难得机遇，进行个人的观察解读，同时为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赚取商业利益（这点他懂，并且事先就为片子寻找商业卖点进行设计）。


当他身处对外国人过于殷勤照顾的环境，同时目睹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底层民众尚在贫困之中，那些猎奇式做法，缺乏友善和悲悯，隐然带有西方人骨子里的傲慢。他还因其作品，卷入中国最上层的政治斗争，给晚年患病的周恩来带来伤害（这点他不懂，也非其本意）。70年代末，人们将事件归罪“四人帮”，是国内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从艺术评论层面，则将事件归结为中西文化观念上的冲突。冲突是显而易见的，但不应流于表象和肤浅。


当年的过度礼遇和粗暴批判，同现在过度赞美“闯入”“窥视”和“深刻”，从左右两个角度显示出在洋人面前，某些中方人士的谦卑和不够自信。


前几天，我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看到新摄的专题片《从<中国>到中国》（该片今年3月曾在央视播出），作品以七十年代外国人拍摄中国的四部记录片为线索，展现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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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当年在安东尼奥尼影片中出镜的年轻人，如今成为老头老太太，健康矍铄，宽容坦荡，真是令人欣喜。这是中国的巨大进步。片中串戏的意大利小伙子“老马”，在中国生活多年，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已是大大深化了。看完电视，再一次回想安东尼奥尼事件，这真是一段跌宕曲折 、值得回味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