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世生钦活佛之死：汪洋血海中一朵小浪花

吾欲沧海

班布尔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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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哭鬼号之乡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


这一年，内地的北伐战争结束，北洋北京政府倒台，南京国民政府获得胜利，新疆也将悬挂的五色旗换为青天白日旗。


已经在土尔扈特摄政六年的五世生钦仍然在推行着他的新政，汗王满楚克扎布虽然已经十四岁，但也还远不到能亲政的年纪，至于其他政敌，早就被他压得抬不起头来，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似乎没什么事情需要特别操心关注。


然而，到了这年七月，一个晴天霹雳让五世生钦震惊不已：老将军杨增新遇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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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增新主政新疆十七年，自己也从四十岁的壮年进入花甲之年。十七年来，新疆虽然民族杂处，宗教众多，又有苏联渗透觊觎及各省军阀的企图染指，却总体承平无事。在省府大堂上，杨增新一直悬挂着他自己撰写的楹联，上联是“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下联为“边庭有桃源胜景，狃率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民”。这既是其治疆策略，也是对自己的褒扬。


虽然是以武力平定乱局，但杨增新并不主张发展军力，他曾计算过：“每兵月饷四两二钱，加以服装食粮医药各费，每兵岁费约六十两，新疆赋税收入岁仅三百二十余万两，人民仅二百三十余万，每人约岁担负一两五钱，竭穷民四十人之脂膏，始足充一兵之岁费”。以新疆地广人稀的经济，绝不足以维持庞大军队。因此，按土地面积，新疆是民国第一大省，而军队却仅有不足一万人。之所以能用如此之少的武力，维持十七载的和平，不能不说是杨增新收取各族人心的善果。


不过，杨增新的治疆策略并非人人都认为是善政，在省府内部，就有人对之颇有微词，视之为落后黑暗。


此人便是时任新疆军务厅长兼外交署长的樊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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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耀南，字早襄，湖北公安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于1917年入新疆，因为才识广博，为人干练，成为杨增新倚重的对象。樊耀南曾出国留学，新思想十分浓厚。杨增新不愿在新疆开办新式教育，认为“学堂毕业之人日多一日，仕途竞争之风亦日甚一日，天下大乱，必由于此”，希望全疆百姓和自己一起“浑噩长为太古民”。樊耀南对此深恶痛绝，认为“新疆没有一所像样的学校，文化教育不发达，这都是杨将军的愚民政策造成的”。在他看来：“现在老一派是不行了，要把新疆治理好，就必须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否则，新疆的前途是十分危险的。”


虽然政见相左，但杨樊二人却仍有惺惺相惜之情。杨增新对樊耀南大力培养，使之成为省府要员。樊耀南清廉自守，不蓄私财，虽然身居高位，家里仍很贫穷，杨增新多次汇款给樊的老家予以接济。


而樊耀南也忠于职守，其负责新疆对苏俄的外交,“都居主动地位，未尝失败过一次，未尝签过一次丧权辱国的条约”，因此被中央授予二等嘉禾勋章。对于杨增新，樊耀南虽然不满他保守愚民，但也十分尊重其人品，自称“随杨近二十年，情同骨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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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樊耀南声望卓著，在新疆省府有“文有樊耀南”之誉，且他一直是杨增新政策上的反对派，因此也被看做反杨之首脑。甚至有人撰写对联，说他“谨慎小心，未睹霍光之过；谦恭下士，颇有王莽之风”。意思是其人如霍光一般擅权，如王莽一般有取而代之的野心。


正是有这样的前因，当1928年七月七日那个血腥之日到来时，两位英杰竟同时在迷雾中离世。


这天，是新疆省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典礼，这所学校便是今日新疆大学的前身，1924年在樊耀南的力主下，由杨增新创办，专门培养对外关系人才，是新疆的最高学府。毕业典礼之际，杨增新、樊耀南等省府要员全部参加，并在典礼后，开宴席庆祝。


岂料，就在宴席之上，数名刺客暴起发难，杨增新身中数枪，当场身亡，其他要员也多有伤亡。而樊耀南从事发之地逃出，到省政府坐镇，下令各地官员前来开会应变。可旋即省政务厅长金树仁便率部队包围省府，将樊耀南逮捕，并于当天酷刑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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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金树仁以临时省主席兼总司令名义，向南京政府和迪化民众公告刺杨事件系樊耀南所为。


杨增新之死，成为民国疑案之一。虽然金树仁宣布樊耀南是凶手，但当时就让很多人怀疑：樊一介文职官员，无策应无准备，暗杀省府首脑，实在匪夷所思。而金树仁的速审速杀，也有灭口之嫌。其后还有多种说法，有主使者为金树仁，樊耀南是替罪羊之说。也有金树仁也不过是借刀杀人，真正的凶手是大军阀冯玉祥，为报杨增新阻止其进入新疆之仇，策划了暗杀之说。


各种说法争讼不已，至今也无定论。而杨增新在迟暮之年遇害，实是民国边疆史一大惨事。遇害后，杨的家人原本要将其归葬故乡云南，但因杨增新曾拒绝云南军阀唐继尧染指新疆，结怨于老家，竟无法落叶归根，只等由家人扶灵前往北京，葬于北京北郊昌平区沙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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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骄气不仅盖过同僚，也远超老上司杨增新。杨主政时，莫说省府官员，就是各地民族、宗教人士来访，都亲见亲送，同吃同坐，毫无架子。而金树仁却恰恰相反，连省府官员要见其一面，都至少要等数个小时，平日连如厕也要有五六人随行。各民族宗教上层，更是完全难见其真颜。


信任扶持自己的老将军走了，主政新疆的是这么一位见首不见尾的人物。虽然远在北疆草原，可五世生钦仍然感到惶惑不安，不知这次改朝换代会给自己以及土尔扈特带来什么。


然他惊喜的是，新上任的金主席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高冷，才履职一个月，便给自己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夸他“久历戎行，声望素着”, 希望能够得到“鼎力扶持，时赐教益”,一起“同心一德，支柱危局”。


来而不往非礼也，五世生钦也写回信表了忠心，说自己“忝列藩属，荷蒙陶铸，兼任军职，只知竭诚效忠，誓不至顿昧天理，变失本真，辜负覆育之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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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局不错，五世生钦放下心来，继续自己的摄政的生涯。可他很快发现，文字太能骗人，恭敬推诚之下，针对自己乃至针对土尔扈特的各种措施却暗流潜动。


首先让五世生钦难以忍受的，是一直被自己压制的政敌开始蠢蠢欲动。


五世生钦是大活佛，而土尔扈特一向政教分离，按照原有惯例，当汗王年幼不能主政时，出而主持政务的不应该是他，而是协理台吉。当然，若协理台吉只是一般官员，五世生钦以汗王叔叔的身份自然可以压服，可偏偏担任协理台吉的，是汗王的姨夫，西力克。


西力克是布延蒙库汗夫人的妹夫，在布延蒙库汗去世，其夫人摄政时，他凭借这一关系，身居协理台吉之位，掌管土尔扈特政务。然而，当布延蒙库汗夫人也去世后，五世生钦执掌大权，西力克便被边缘化。被夺了实权，又在五世生钦的改革中被侵夺了不少了利益，西力克从而成为土尔扈特内部五世生钦最大的反对派。而五世生钦虽然大权在握，但西力克是汗王的姨夫，地位尊贵，也不能将之彻底清除。


若是杨增新继续在位，西力克注定只能一直被五世生钦压着无法抬头。而金树仁的上台，让处在下风的西力克看到了希望，开始四下活动起来。于是乎，新疆政坛开始有五世生钦“必有反动一日”的传言，并有官员建议应该将五世生钦解除兵权，送往南京。五世生钦知道这都是西力克活动的结果，使出狠招，大力打击。西力克为避免“抄家灭族之祸”，于1930年8月与众多亲信带着汗王印信逃亡迪化，向金树仁控告五世生钦众多“罪行”。五世生钦盛怒之下, 将西力克等人家属流放，查抄西力克的全部牲畜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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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土尔扈特内部的权力之争，金树仁乐得做一个和事老，他一面否决了西力克的控告，说五世生钦“治理蒙民，比较从前汗王时代之搜括无厌，不啻霄埌，是以该部人民的富裕，不惟较焉耆各部蒙民不同，即在全省蒙部，亦可首屈一指”。另一面，也说西力克：“深沉有识，在蒙人中诚属不可多得，其性质和平，颇能容物”，让其留在迪化并保护起来。


西力克事件是金树仁和五世生钦的第一次交恶，五世生钦对金树仁看似公允实则偏袒的做法十分不满。而接下来的利益之争更让两人矛盾加深。


五世生钦改革内政的重要举措之一，便是改良牲畜种群，并成立三多公司进行羊皮毛出口贸易，以改善财政。而金树仁主政新疆后，在迪化创办了以经营皮毛为主的羔皮公司，强制性用低价在各牧区收购羊皮毛外销，从中牟利，这与三多公司产生了巨大利益冲突。五世生钦不愿受其盘剥，以履行与苏贸易等为由，寻机抵制。这种抵制，不仅堵塞了金树仁的部分财路, 而且使得新疆其他蒙古部落也纷纷效仿，使官办的羔皮公司大受其害, 这引起了金树仁的不满。最终，有省府撑腰而进行垄断经营的金树仁羔皮公司胜出，三多公司破产倒闭，五世生钦愤懑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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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手土尔扈特内部纷争，开公司与民争利，金树仁并不是简单的争权趋利，而是为推行其政策的必然措施。他上台伊始，就宣布“主省务，宜师杨之策”，但实际上“基本措施同杨增新相反”。杨增新对各族王公，讲究沿袭旧制，相安无事，而金树仁则要改土归流，政归一统。杨增新坚决不参与内地军阀纷争，而金树仁是甘肃人，看到甘肃自1928年以来，冯玉祥部刘郁芬督甘与该省马家军阀争夺地盘，迭次混战，地方糜烂，因此有以武力控制甘肃的野心。


要改土归流，将各王公属地化为县治，就要启用赞成此事之人。而土尔扈特内部，西力克为了获得省府支持，一直表现赞成县治。要出省争雄，就要扩充军力，金树仁将新疆盛军由过去不足万人的三个师扩充到六万四千人的八个师，又将士兵月饷由票银六七两增至八九两以至十两。这导致军费暴涨，入不敷出，当时全疆收入不足748万元，支出却高达5200万元。支出超出收入的七倍以上。在各项支出中军费支出占总支出的 74%，为各项支出之冠。开办羔皮公司，进行垄断经营，便是为了增加收入。


这两点，都是五世生钦无法妥协的。且不说西力克是自己政敌，就是改土归流，自己作为汗王摄政，若是让封地在自己手上断送，那还有何面目见列祖列宗？而羊皮毛生意是土尔扈特主要财源，是自己推行改革的基础，被金树仁垄断，一切都难以为继。


矛盾日积月累，就差一个引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