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退位100周年：历史的沉沦与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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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曾心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在论述1949年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原因时说，“如果一座建筑物在暴风雨中倒塌了，那它倒塌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科学的回答是首先将建筑物的结构特性、其次对风暴的强度做出仔细的观察。如果发现这座建筑物的结构已经腐坏，人们就必须仔细掂量，倘若没有暴风雨，它是否就不会倒塌。然而，事实是暴风雨已经来过了，建筑物已经倒塌了，那么，可以说暴风雨是建筑物倒塌的原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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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大事件，如火山的突然喷发，在人们惊叹于这种瞬间爆发的力量之美时，研究者或许更应该细致的考察其历史地层下的暗流涌动。与很多人观点恰恰相反的是，清廷的覆亡并非是因为速度太慢反而是速度太快才导致倾覆，正如清史总撰缪荃孙说的，“国家因兵败而图强，因图强而变政，因变政而召乱，因召乱而亡国。”清末新政与立宪是一场迟到的变革，历史经验表明，在近代化进程中，起步越晚困难越大，情况也就越复杂，任何超出了自身基础的操切之举，都将会走向良好愿望的反面。
　　
　　甲午、庚子连战连败的逼迫使得清廷不得不痛下决心，更弦改辙，其在编练新军、教育改革、警政改革、司法改革、官制改革、实业促进、地方自治乃至宪齤政改革等问题上分头并进，其规模之大，其速度之快，为历史之不曾有。事实上，清末十年中的各项举措已经远远超过了整个社会所能承载的压力，由此引发的财政问题更是致命的。
　　
　　毋庸讳言，各项新政的铺开均以财政为支撑，没有钱就不能办事，要办事就得花钱。由此，“永不加赋”的朝训被一破再破，各项加征摊派有增无减，羊毛出在羊身上，其落脚点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清末新政的困境就在于，要想在列强的虎视下“存国存种”乃至尽洗前辱，就必须改革变政，但多一项新政举措，就多一项庞大的经费支出，而财政的增收远远跟不上支出的急剧膨胀，就算没有武昌起义，“赤字财政”的维系也是难以为继。
　　
　　以新政第一要务的新军编练为例，仅北洋六镇每年的维持费用就高达900万两，如建成36镇常备军的话，其每年的维持费用至少在5000万两上下。在1911年的国家财政预算中，陆军部提出的总预算超过1亿两，在资政院的大力削减下，其预算额7800万两也已经接近全国总预算（26000万两）的三分之一。更值得警觉的是，清廷为完成全国36镇的新军编练计划，其在耗费巨资的同时也在用人上不择流品，以至于大量倾向于革齤命的年轻军官进入新军并担任各项军职，这也为清朝的覆亡平添了极其微妙的不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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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辛亥革齤命的实质是一场兵变。清廷编练新军的本意在于抵御外侮，但这支新兴力量并没有来得及发挥其作用即在国内的变乱中倒戈相向。美国军事史专家拉尔夫.鲍威尔认为，1911年的革齤命很大程度上是一次陆军的叛变，主要是军事力量造成了皇帝的退位。假如现代化的军队忠于朝廷，武昌起义是可以扑灭的。皇朝的覆灭虽然早露迹象，但朝廷却是因建立陆军而自掘坟墓，华南与华中的各镇新军成了共和方面的兵力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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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队的天职在于保家卫国，任何超出此范围的举动都将给国内政治带来不可意料的危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军的起义实则是开启了潘多拉之盒，军队的职能由对外改而向内，辛亥革齤命后带来的是一个以武人至上的社会，地方军阀之间的内耗削弱了原本就弱小的国家力量，由此也更容易引发外敌的入侵。
　　
　　令人遗憾的是，新军在倾覆清王朝的同时也瓦解了自己，那些年轻的将领们对清廷反目无情，对革齤命更无所爱，当他们尝到权势的滋味后绝不肯轻易放弃，而且渴望攫取更大更高的权势，由此各据一方，军阀间的混战几无宁日。民国元年，全国军队不过50万（前清更少），到1917年已增至100万，在之后的多次战争中更是以几何级数增加，至建国前已远超千万——谁来供养这些军队？
　　
　　从革齤命党人的“兵运”到革齤命士兵的“兵变”，　军权攘夺政权，势必造成严重的后果。作为国家之福，第一要绝对控制军队，第二军队的职能为对外而不是对内，军人干政绝不会有好结果。从民国后的蔓延几十年的军阀混战来看，这个教训应该说是极其沉重的。
　　
　　　军队之外，还有秘密会社。作为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社会势力，江湖会党的存在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了重大威胁与隐患，因而一向是当权者坚决打击清除的对象。但是，即便在历朝历代高压政策打击下，江湖帮会仍能秘密渗透到各行各业、各个阶层之中，每至天灾人祸、王朝衰亡之际，这些民间秘密组织便会乘时而起并成为起义时的先锋军。
　　
　　较之以往的帮会组织，清末会党又有三个新特点，一是重要成员大多出身行伍，曾接受过军事训练并具有一定的指挥作战能力，如四川、湖南等地的哥老会成员多有湘军或其他军队的从军背景；二是革齤命党渗透到江湖会党组织中，使其在“秘密社会”的性质之外平添了一份理想与革齤命的色彩；三是革齤命党组织将各地会党串联起来，形成了更大的反抗联盟，如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共进会即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三合会、哥老会、青红帮等各大会党联合了起来，在革齤命党人的组织引领下，会党就不再是一群骚动不安的乌合之众，而成为一支而极其凶险的组织力量。
　　
　　在种种危机面前，当权者的素质也很成问题。论史者常批评慈禧太后选择载沣为接班人是巨大的错误，实则在讲求“名正言顺”宗法制度下，慈禧太后并无其他更合适的人选。载沣的为人宽厚，但其性格内向，讷于言词，加之政治经验缺乏，其个性与才能根本无法驾驭重大的危机事件，何逞辛亥革齤命的变乱局面。
　　
　　保路运动中的处置失当与辛亥革齤命的惊慌失措，实证了载沣不是一个合格的主政者，其领导能力的缺乏，失去的不仅仅是个人权势，其中更多的是是流失了大多数黎民百姓对安定、秩序、发展的期盼及由此带来的不可估量的生存利益。轻率的让权，也可以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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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的清末新政与立宪对于近代中国的转型来说无疑是快马加鞭，但突然爆发的革齤命更是如电光石火，中国人尚不知道“君宪”为何物的时候，历史已经转进了更为茫然的共和年代。辛亥革齤命最大的问题在于，以满族亲贵的腐朽性、民族矛盾的伪构性掩盖了传统政治及社会制度的顽固性，并进而使原本以现代化和民齤主化为目标的浩大运动完全偏离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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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第7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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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洋务运动160年来到底是在求民主自由还是求富强？也就是说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目的决定手段 在我看来迄今为止，求富强是目的 mz自由是手段，而且只是手段的一种 中国之求富求强的欲望如此强烈 此一欲望不得满足 社会转型就没有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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