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隋朝遗产养肥李世民”这种观点说法之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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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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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人口数，户口数问题。
看看北周”留给“隋朝多少人口，再看看隋朝”留给“唐朝多少人口。实际上，北周”留给“隋朝的人口比隋朝”留给“唐朝的人口多。
根据《中国人口史》，杨坚建立隋朝时，有2909万人，共559万户，灭陈后，增加到760万户；经过隋末，唐初武德年间仅200万余户。

隋朝朝鼎盛时期，是隋朝大业五年，有890万余户、4600多万人。可见，“隋炀帝登基时已达890万户，以一户6口计，全国人口不下5000万”的说法是错误的。



隋朝大业五年890万余户、4600多万人，《旧唐书》记载唐朝天宝十三年961万余户、5200多万人，《资治通鉴》记载唐朝天宝十三年906万余户、5200多万人，
《通典》记载唐朝天宝十四年的户数人口数时提到当时有严重的瞒报少报现象，认为当时至少有1300万-1400万户。
《通典》记载唐朝“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也……大唐百三十馀年中，虽时起兵戎，都不至减耗，而浮浪日众，版图不收。若比量汉时，实合有加数，约计天下人户少犹可有千三四百万矣。”
而《中国人口史》等相关书籍现代学者们考证出的唐朝天宝十三年的实际户数与人口数，比《旧唐书》《资治通鉴》记载的唐朝天宝十三年的户数与人口数，还要多很多。
实际上，北周留给隋朝的疆域与人口，远多于隋朝留给唐朝的疆域与人口。唐朝打败众多内外敌人，经过扩张，疆域面积超过隋朝，后来经过发展，人口、经济也超过了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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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用法律强行把一些家族分成多个家庭，这样就能按照户口数来多收税了。而唐朝规定一户人家在其祖父母死之前是不许分家产和分居的，一户人家只要祖父母还没死即便人口再多只能被算作一户，虽然有些人家在祖父母还没死实际上就已经分过家产和分居了，但这并不妨碍在唐代官府的档案上他们仍然被算成一户，而收税的时候也仍然是按照一户的标准来收。
结果，隋朝平均每户的人数少于唐朝。


唐太宗时户数为何那么少呢，主要是因为之前隋末大乱破坏严重，不那么容易恢复。
唐朝户数偏少，一方面因为唐朝不像隋朝那样强行把一些家族分成多户，反而限制分户，造成户数偏少；另一方面，唐朝统计户数、人口数不严的因素，大量瞒报、少报导致统计出来的户数、人口数比实际少。《通典》记载“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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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田地的问题，
看看这两个奇葩的数据：“隋开皇九年已垦田地1944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5585万顷。”
换算成亩，约为“隋开皇九年已垦田地19亿亩，大业中期已垦田地55亿亩”。
19亿亩、55亿亩，比今天中国总耕地面积还大。传统关内地区（隋朝主要领土）耕地不过14亿亩多，这还是经过上千年发展以后的，隋代南方还没有后世那么大的发展，南方相当一部分耕地还没开垦，哪来的19亿亩、55亿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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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其他朝代耕地最多时的数据，
西汉平帝元始2年，耕地面积约8.27亿亩，
东汉安帝延光4年，耕地面积约6.94亿亩，
明神宗万历30年，耕地面积约11.62亿亩，
清光绪13年，耕地9.12亿亩，
（参考《明神宗实录》、《光绪会典》、《我国历代耕地面积的变化》等，）


看人口顶峰，以上几个朝代的人口都超过隋朝的人口，看疆域，西汉、东汉疆域并不比隋朝小，明朝疆域不比隋朝小太多，历代耕地主要集中的地区，也大多在这些朝代的疆域范围内，而清朝疆域则远超隋朝。
但是，隋朝垦田19亿亩、55亿亩这两个数据，居然远超这些朝代，超过汉朝还好说，但是，竟然远超明朝、清朝。要知道，明朝、清朝的技术远超隋朝，而且明朝、清朝的南方的开发程度也远超隋朝，结合4楼，可见，隋朝垦田19亿亩、55亿亩是假的，即，“隋开皇九年已垦田地1944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5585万顷”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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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乱、火灾等等，能轻易毁掉巨额的粮食与财物。

隋朝的粮仓，储存的再多，经历隋炀帝折腾、隋末大乱之后，留给李世民的能有多少呢？


有人提到“贞观十一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隋朝已灭亡了20年，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
那么就以西京府库为例说明，

《旧唐书》记载马周的上疏：“……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畜多少，唯在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向使洛口、东都无粟帛，则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众。但贮积者固是有国之常事，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岂人劳而强敛之？更以资寇，积之无益也……”

其实，早在李渊进西京（长安）用西京府库的东西赏赐功臣时，西京府库的东西就不够用了，李渊另用其他办法获得物资。

《旧唐书·刘世龙列传》：
时草创之始，倾竭府藏以赐勋人，而国用不足，义节进计曰「今义师数万，并在京师，樵薪贵而布帛贱。若采街衢及苑中树为樵以易布帛，岁收数十万匹立可致也。又藏内缯绢，匹匹轴之使申，截取剩物，以供杂费，动盈十余万段矣。」高祖并从之，大收其利。

《资治通鉴》第一百八十四卷：
“渊倾府库以赐勋人，国用不足，右光禄大夫刘世龙献策，以为‘今义师数万，并在京师，樵苏贵而布帛贱；请伐六街及苑中树为樵，以易布帛，可得数十万匹。’渊从之。”

《册府元龟》卷484：
“唐高祖平京师倾府藏以赐勋人既而又患国用不足太原人刘义节进计曰今义师数十万并在长安樵贵而布帛贱若伐街衢及苑中之树为樵以易布帛岁取数万疋立可致也又藏内缯绢疋皆有馀轴之使申裁取剩物以供杂费动盈十馀万段矣高祖并从之大收其利。”



《旧唐书·食货志》：
贞观二年四月，尚书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灾，前圣之所不免。国无九年储畜，礼经之所明诫。【今丧乱之后，户口凋残，每岁纳租，未实仓廪。】随时出给，才供当年，若有凶灾，将何赈恤？故隋开皇立制，天下之人，节级输粟，多为社仓，终於文皇，得无饥馑。【及大业中年，国用不足，并贷社仓之物，以充官费，故至末涂，无以支给。】今请自王公已下，爰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至秋熟，准其见在苗以理劝课，尽令出粟。稻麦之乡，亦同此税。各纳所在，为立义仓。若年谷不登，百姓饥馑，当所州县，随便取给。」太宗曰「既为百姓预作储贮，官为举掌，以备凶年，非朕所须，横生赋敛。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所司，议立条制。」户部尚书韩仲良奏：「王公已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可之。自是天下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馑，则开仓赈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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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的产生，并非是人少地多、大运河、科举决定的。
历史上人少地多却动乱的时期多的是。
汉朝没有隋炀帝修的大运河，仍然有治世、盛世。
唐朝、宋朝有大运河，但是，唐朝、宋朝的很多个时间段，都不被称为治世、盛世。
而元朝前期修了更发达的大运河，却仍然免不了“亡国”（但是，比隋朝寿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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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有作用，但是，不要过度高估隋炀帝修运河这事。


岑仲勉曾长期研究、实地考察过古代的地理与河道，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陈垣这些大师级学者都表达过对岑先生地理功力方面的钦佩。


看岑仲勉对隋朝的大运河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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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楼的图出自岑仲勉的《隋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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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李世民时期唐朝的政治状况，就明白贞观之治并非依靠科举。
当时贵族门阀、军事贵族的政治影响力太大，而科举的影响力太有限。

何况，科举萌发于南北朝时期。

（《晋书·柳毅传》）为克服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到东晋末期尤其是南北朝中叶以后，人们便采取“罢中正，限年入仕，不拘门资，九流常选，试经授官”等强化考试在人才选拔中的作用的措施。公元505年，梁武帝“诏开五馆，建立国学”，规定凡五馆就读学生均可参加考试，“其射策通明者除为吏”。（《梁书·儒林传序》）公元509年，梁武帝再次颁布“不拘门资，考试取才”的诏令，规定“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梁书·武帝纪》）北齐时代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且考试管理更严格，考试时“皇帝常服乘兴，出坐于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对。其有脱误、书滥、孟浪者，呼起立席后，饮墨水，脱容刀”。而隋朝不过是在这些基础上加了个进士科，并且进士科在隋朝是否形成了定制也是存在争议。而科举制是在唐朝才成型并成为定制发展完善成为一种成熟的选官体制在学术界则是不存在争议的。而且唐朝除了进士科这个考试科目外还增加了秀才、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考试科目……